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亲亲得相首匿”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不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它是我国封建法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中国法制史影响深远。“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符合人性本能，又能适应新时代的法律理论，对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 历史演变； 现实意义； 中国法制史
在学习刑法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一个概念叫做“期待可能性”，在进一步学习中我发现法制史中“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内核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相符，中国古代法律中有这样符合现代刑法学理论的制度，这引起了我对“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极大兴趣。我阅读了相关的书籍、期刊、论文，对“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一、历史演变
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刘乾坤的论文中提到，在周礼中便有“为亲者讳”的规定，可见“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在周代的奴隶制社会就有了最早的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出了“亲亲”原则。到了秦朝，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焚书坑儒，推行严刑峻法。“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儒家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西汉初期，战乱刚刚平息，社会经济衰微，统治阶级采用“无为”思想治国，放宽刑法，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当西汉经济渐渐恢复发展，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统治需求，至此，儒家思想再一次得到统治者重用。公元前70年，汉宣帝正式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也是“亲戚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开始。自汉宣帝后，该制度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刑事法律制度之一，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继承和发展。王玎、李祝环的文章《“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及其在当代的适用》中写道，唐朝初期唐太宗又采取修生养息的国家政策，有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朝初步达到了超越历史的繁荣。“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宋朝重文轻武，“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相比唐朝既有沿袭又有所改进。《宋刑统》规定，女婿对于岳父母在相隐之律的适用上可以与大功亲相同，即又进一步扩大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亲属范围。明清时期法律都沿用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并且在《大明律》和《大清例律》中都对这项法律制度有了更为细致的补充和完善。直至清朝末年，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调整新的社会关系，我国开始大规模效仿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修律，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则被保留，并且有了进一步的更新完善。到了民国时期，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制度的规定也体现了“亲亲得相首匿”，并且将封建制度下该制度的义务性规定改成了“可拒绝证言”的权力性条款。使得该制度不再为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而使用，完成了该制度从义务转变为法律权利的创举。新中国成立后，“亲亲得相首匿”被当做封建社会的产物，因此建国初期在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继承上“亲亲得相首匿”被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田方彭康指出这一新法条又再一次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思想融入其中，体现出立法的人性化。
二、现实意义
杨晓萍在《论“亲亲得相首匿”的现代法律价值》一文中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符合人性本能，呼唤家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暖，不逼迫人们大义灭亲，将选择的权利交到人们自己手中。这一原则更有利于让罪犯正视自己的罪行，且保留住了来自家庭的最后的尊重和亲情，有利于罪犯更好的改造。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运用到法律之中，顺应人性本能，符合伦理道德，在实践中才能更好的被人接受更好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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