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惠言词的审美意蕴及其他
—以《水调歌头》五首为例
摘要：词发源于唐代，盛行于五代，在南北宋时期达到鼎盛。发展到元代，词已衰微，直到明末清初，词有复兴之象，文人多借词抒怀，因此词在清代再次达到鼎盛。常州词派因为浙西词派的衰微而产生，顺着时代风气，改变了浙西词派对词坛风气的定义。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鼻祖，其本人的词作也代表着他对于词的见解。研究张惠言《茗柯词》中最为著名的《水调歌头》五首，分析其意象组合中包含的情感，探究其意境，从审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这些作品。
关键词：张惠言； 意象； 意境；审美意蕴； 继承演变；
一、文献综述
词在经历了晚唐、五代、两宋的发展之后达到一个辉煌时期，但是元代和明代并没有很好的对词进行继承发展，导致词在元明的衰微。到了清代，因为政治、社会等因素，词又重新崛起，史称“中兴”。现已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计20册，1000万字，收录词人2105人，词作53400余篇。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清代词人人数不可小觑，其词作量蔚为可观，清词繁荣可见一斑。清词除了数量众多以外，词家风格丰富多样，流派纷纭。就风格而言，有清正醇雅、有豪放不羁、有情丝婉转等等；就流派而言，清初南方先后涌现出西泠派、广陵派、阳羡派、浙西派，而北方也出现了不少作家群体，如豫东词人群、山左词人群等。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继莫能焉。”故清词在创作上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清代文人将两宋以前的词作及其创作方式进行了系统归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康、乾时期浙西派占据主流地位，其所倡导的雅正、清空与时代审美风气相和谐，被文人骚客所接受。但在嘉、道以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一些有着政治敏锐感觉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进行创作之时受到社会氛围的感染，逐渐改变了词风的走向，从醇雅清正变得激愤昂扬，常州派应运而生。张惠言作为常州派的创始人，在深刻认识到浙西派创作的不足之后进行了反思，针对浙西派轻视词的情感、过于琢字磨词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创作主旨“意内言外”以及独特的创作手法“比兴寄托”。他编选的《词选》一书，选录了唐宋词人四十家，词一百十六首，充分体现了他的词学思想。此外，他还著有《茗柯文编》，书中收录了他所作的散文、赋及词，虽然诗歌的数量仅46首，但是其贵在精且佳，是为常州词派的代表作。这些作品能够很好的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下的词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
国内对于常州词派的研究，大都是关于其成系统的词学理论。因为其词学理论经过三代人的继承发展，已经变得十分成熟，并且对于前人的总结也十分到位。而清代常州词的作品国内学者都会结合相关理论来对作品进行分析，关注点最多的是常州词派的词统、词境等。当然着眼于常州词派的作品特色的也有，但是基本和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思想、比兴寄托手法结合，还有学者探讨常州词派女词人的作品。但是以审美角度来分析常州词的就没有那么多，而专门分析张惠言词的更是寥寥无几。
张惠言四岁丧父，和母亲、姐姐一起生活，幼年生活艰辛。虽是出自寒门，但张惠言父辈、祖辈都是儒生，自幼便埋首苦学，十四岁为童子师。张惠言在乾隆五十一年乡试中举，但嗣后七次试礼均落第，直到嘉庆四年第八次赶赴京试才中了进士，当时他已经三十九岁。其仕途备受磨难，坎坷非常，内心郁塞苦闷，寻求个人情感的宣泄 ，而常州又是个韵文吟唱流行之地，因此张惠言对于词很重视，不认为词是“小道”。但张惠言主要研究的并非是词，而是经学与古文，故而其思想会受到儒家学派的影响。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认为张惠言：“援引儒家诗教如词学，从义理上制约lsquo;意rsquo;，又以比兴寄托之法来规矩词的表现lsquo;意rsquo;的手段，从而求得lsquo;低徊要眇以喻其致rsquo;的标准境界。”[1]并且评价张惠言的词学观是保守严肃的，但是张的词论和他的创作又是分开的。严迪昌先生认为张惠言的《茗柯词》：“情韵不匮，浑雅不乏疏朗，并无艰涩隐晦之病。即使托物写情，抒述lsquo;寒士rsquo;不遇，漂泊无依或羁缚受制等，也都意与词洽，倒是符合lsquo;触类条畅，各有所归rsquo;的宗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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