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李贺险怪意境异同论
摘要：韩愈与李贺皆为“韩孟诗派”的翘楚人物，在诗歌创作意境上常有“尚险尚怪”的倾向，借言及山精鬼怪来突破传统的诗教观念，佛教和道教中的神物形象对两位诗人的险怪意境影响很大，他们积极开拓，力图赋予诗歌新的内涵，别树一帜，为唐诗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就“险怪意境”而言，韩愈和李贺虽然相似，却又因为性格经历，创作经验而不尽相同，统而概之，韩愈的险怪意境“伟奇苍劲”，奇中见伟，李贺则“幽奇凄清”，奇中显幽。
关键词：韩愈； 李贺； 意境； 险怪
一、文献综述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前人对“韩孟诗派”中的代表诗人已多有阐发，很多关注的焦点已经开始集中于“尚奇尚险”这一方面。唐末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评述韩愈“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两人的评价都突出韩愈这类诗歌的险谲，而其中又可见韩愈能收放有度，施加自如，这种诗风的营造非具备相当程度的气魄与胆力而不能为之。明代谢桢在《四溟诗话》中言及李贺诗风为“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所用意象苦涩凄冷，如“枯林朔吹”，使见者惨然；清人牟愿相在《小解草堂杂论诗》中把李贺的夭折与“险奇”的诗风相联系，“李长吉诗险怪，孟东野诗劖刻”，两者都是“凿丧元气、隳颓落魄”之人，所以落笔也不免稍显刻薄，这与诗人的时代处境、人生遭际有很大的关系。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韩孟诗派”的研究成果斐然，光是相关研究专著就已有四部之多，一部是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萧占鹏的《韩孟诗派研究》，该书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韩孟诗派”的学术专著，从时代文化背景探究该诗派审美理想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揭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另一部是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毕宝魁的《韩孟诗派研究》，此书将“韩孟诗派”放在宏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论述诗派产生的原因以及诗派的整体发展，以六篇文章对“韩孟诗派”中的各成员的生平、作品艺术特点进行论述，把握整个诗派的总体风貌；姜剑云《审美的游离——论唐代怪奇诗派》一书从审美主张和创作风格角度，对中唐诗坛上的“韩孟诗派”重新命名，以韩愈在《送穷文》中言及的“怪怪奇奇”概括该诗派的艺术风格，命名为“怪奇诗派”，并对该诗派的总体艺术风格与代表诗人的个性特征分别研究，指出他们既有体现整个流派特征的共性“怪怪奇奇”，又有展示作家自身的个性面貌“唯我独有”，“偏善独至与惊人相似之间既矛盾又统一”。他还提出与传统认知不同的见解：“中唐后期诗坛流派实际上并非历来所认为的仅仅lsquo;元白rsquo;、lsquo;韩孟rsquo;两大诗派似是而非的并峙或者对立，而应该是通俗、雅正、怪奇三大诗派各立营垒而形成的一种鼎足之势。”“韩孟诗派”以“奇僻硬语”组织诗歌的语言，书写个人人生际遇、内心情感世界为主，强调我笔写我心，其诗离奇怪诞，往往使人难以确解，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之间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元白诗派”则力求作“平实俚话”，通俗易懂，强调传统诗歌的美刺功能，反映社会现实，为统治服务，这两种诗风与以强调“雅正”的传统诗风截然不同。韩愈和李贺均为“韩孟诗派”的重要代表诗人，然两者的诗风不尽相同，就塑造的“险怪意境”而言，两人虽然都注重于“奇”字，但韩愈因其雄浑的个人气质、博大的格局而侧重“雄伟”，生发出一种横向的张力，李贺则因长时间幽深、阴郁的个人情绪与壮志难酬的失意而偏向“清幽”，给人幽之弥深的神秘质感，这两种分明的偏向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第四部著作是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洪云静的《韩孟诗派险怪奇崛诗风研究》，此书则从“韩孟诗派”诗人悲苦的家庭及病态身体状况出发，研究诗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其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
就险怪意境而言，虽然两位诗人都主张“我手写我心”，但韩愈在塑造笔法上突出“雄伟”，这与他的人格魅力相关，作为儒学复兴的扛旗手，为士人的文章导师，他始终注重自身的形象。而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偏差，他会以一种壮烈的情感去宣泄自己的内心，在《陆浑山火》一诗中，他将人民心中可怕的灾难山火写得富有力度，风雷震怒，似乎也在为山火助势，烧得神鬼禽兽焦烂不已，遍野哀嚎，满目狼藉。韩愈似乎也欲借这壮烈的山火焚尽所有，撇开诗歌立意不谈，就山火焚烧激烈程度而言，可谓“千古绝唱”。而描绘那些“极致的丑”，他也丝毫不忌讳，齿牙、肉皮、血污都可以为其所用，神鬼、禽兽也尽可落其笔端，而那些血肉淋漓的残酷的行为，韩愈也总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视角与态度，进行“零度”的描述，如叉鱼诗中“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诸句都是近乎平静地描绘当时叉鱼的情状，整首诗弥漫着的血腥氛围丝毫不影响作者对于整个过程的叙述，一切都是那么的“心安理得”。
李贺与韩愈的性格绝然不同不同，他有着致命的精神死结，没有参加科举的机会以跻身上层官僚，仕宦经历难有建树，这对于年少气盛，英姿勃发的李贺来说打击是致命的，于是满腔的愤懑与惆怅只能诉诸于文字，李贺营造的诗歌意境绝不像韩愈那般壮阔与雄伟，这是由他们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李贺虽然也借形容鬼神发泄情绪，但他的诗境趋向幽冷而荒僻。李贺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思维活跃，画面往往在几种情景中闪烁，如《官街鼓》一诗中，李贺为暮鼓声所感染，哀从中来，从黄柳新帘跳跃到陵寝埋骨，再到秦汉诸帝，几者本身并没有相关的联系，跨度极大，但意境间的幽冷凄清惨淡却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李贺这类诗歌中浪漫主义的成分很大，其风格类及离骚，又极其富于想象，是对《山鬼》诸篇的继承与发扬。而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女神还是女鬼，都与他《兰香女神庙》诗中的“兰香女神”相为类似，他早年生活环境的幽深密闭与家乡附近的宗教色彩造就他诗歌中鬼神气息的弥漫，以及偏好此类的审美倾向。
李贺塑造的险怪意境带有超现实的幻觉性和主观性，这与韩愈诗歌的想象不同，韩愈以宏观的视角进行叙述，使得塑造的意境有强烈的客观感，而李贺在塑造意境时往往将自身代入其中，选择的意象很多时候甚至同他自己成为一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例如他在形容事物憔悴不堪，精神气不足的时候，可以感知这其实是对他自身形象的一种“借位”描写，在吟咏遭受虐待的“千里马”时，写出“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饥卧骨查牙，粗毛刺破花”、“鬣焦朱色落，发断锯长麻”诸句，不难想象到千里马的虺隤失意与精神不振，而千里马背后的李贺形象也随之显露清晰起来，一个常年抱病的寒门书生，面对生活清苦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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