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与自我探寻——论白先勇小说中的错位艺术文献综述

 2022-08-18 10:08

白先勇小说错位现象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经典文本,但由于白先勇本人的身份敏感,小说涉及的同性话题接受度也不高,所以早期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的研究多只针对部分名篇,进行人物的剖析和解构。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作家情感世界和创作心理的角度切入,带来全新的研究成果。笔者立足于前人的已有成果,发现白先勇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错位现象,决定从该视角切入进行创作。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错位现象

一、文献综述

白先勇是华文著名作家,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在小说上的艺术成就突出,为当今文坛留下了众多值得称道的小说作品。1979年,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在北京《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刊载,成为发表于中国内地的第一篇中国台湾小说,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自此开始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时至今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依然着力关注白先勇的小说。几十年来,袁良骏、刘俊、王玲玲、徐浮明、尤作勇、阮温凌等学者都出版过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专著,目前公开刊登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也有一千多篇。因白先勇的小说表现方式特殊,思想意识和主题都有一定的朦胧性,学界对白先勇小说的解读众说纷纭,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白先勇小说主题的研究。学界从不同层面揭示了白先勇小说的主题特色和文化意蕴。欧阳子对此也有一些经典的论断,她从《台北人》里解读出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命意:“今昔之比”、“灵肉之争”和“生死之谜”。而在诸多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是对于白先勇小说中历史记忆这一主题的揭示。白先勇曾说,没有一个人能在时代、时间中间,时间是残忍的,他也将这份对于时间的控诉和思考融入到他的小说创作当中。朱立立在《时间之伤与个体存在的焦虑———试论白先勇的时间哲学》中就从存在主义时间观入手,讨论了白先勇小说中的时间哲学,他认为小说中微观破碎的个体回忆性续写形式,是在通过经营时空的多重性,来揭示时间之于人的意义,隐含着私人化历史建构的倾向,书写了白先勇的时间焦虑。而林幸谦也在《岂容青史尽成灰:白先勇的历史叙事与时代悲情》中强调了历史与记忆是无法与人割裂开的,认为白先勇小说中的大叙事饱含历史感和民族悲情。其次,也有许多的研究着眼于白先勇小说中佛家意蕴和救赎意识的主题。如龚刚的《论白先勇小说的佛性与现代性》在讨论了白先勇小说中“人生无常”、“色即是空”等佛家思想,他主张“人生无常”是白先勇小说的基调,而“色即是空”则是白先勇畸恋小说的主题,认为白先勇对人类心中的苦楚,有佛陀式的悲悯。而廖昱霄却在《白先勇lt;孽子gt;“废墟”救赎的美学探究》中,从本雅明“废墟——寓言救赎”理论角度,分析白先勇小说中废墟美学的救赎力量。李旭冉也在《死亡的符咒与生命的救赎—— 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中,通过对白先勇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探寻和分析,认为小说是以死亡为底色,对生命原初的意义和价值发出永恒追求,小说中的死亡情节并不代表着生命的终结,而是深刻的悲悯和救赎,甚至是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当然,作为国内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现代派作家,白先勇创作了多篇直接以同性恋为题材或者暗含同性恋因素的小说,因此,同性恋主题一直是白先勇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陈佳任的《白先勇lt;孽子gt;主题研究综述》中对白先勇唯一一篇长篇小说《孽子》的主题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研究者的解读主要聚焦于同性恋与边缘性、父子关系及其象征意义、政治寓言与家国意识这三个层面,由于同性恋这一话题的敏感性,研究者大多避而不谈或者顾左右而言其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是对白先勇小说中人物类型的研究。白先勇小说中出现了几类特征明显的人物形象,学界对这些小说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白先勇小说当中欢场女性形象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如张曦姗在《白先勇lt;台北人gt;中欢场女子形象分析》中,以白先勇笔下《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把青》三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为例,分析白先勇对欢场女子形象的塑造,并从她们的人生境遇中看时代的烙印。而吴鹏程的《超越女权,以人性为旗帜——以lt;一把青gt;为例》和李昊欣的《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风月女子形象探究其性别叙事》都是在关注白先勇在描写风月女子形象的背后,对于女性的思考,论证了作家极具同情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同时,又是超越传统女权主义,站在更高的人性角度进行创作。在众多的女性形象研究中,也有一些对于白先勇小说中男性形象的解读,吴冰洁在《双重文化视阈中的他者——白先勇创作中的华裔男性人物形象解读》中就着重分析了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之间,被迫失去性别优势的男性人物,剖析他们的心理变异和身份困惑。但相比于女性形象来说,学界对于男性形象研究比较忽视,其创作的深层意蕴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白先勇是生于战乱成长于民族分裂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异乡人”这一类人物形象,许子斌的《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和王秀琳的《论白先勇作品中对边缘人物的书写—— 以lt;纽约客gt;和lt;台北人gt;为例》,就抓住了这类在文化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漂泊者,分析他们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产生错位的时候,如何实现身份的突围和超越。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学者关注到了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的人物形象,在研究界,最早注意到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是夏志清。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夏志清认为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这是在他早期小说中不容置疑的事实。而刘俊在《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也论述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巨大“表现功能”及其艺术特性。

三是对白先勇创作道路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通常都是作为论文的补充部分,所以大多数论文涉及到白先勇的创作道路,都只是将其成长经历按时间顺序进行罗列,较少用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而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作家初始的、原发的创作心理,国内外也有部分专门针对于白先勇创作心理的研究,如衰良骏在《白先勇创作道路初探》中指出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受他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西方现代派思想的影响,而日本的黄雨晓学者则是从家庭的影响、亲情的煎熬、时代的制约 、异文化的折射等方面着手,力图揭示白先勇创作时内心世界的一些侧面。白先勇的一生辗转多地,所以胡星灿的《灵魂经验、身体历史、个人想象——评白先勇的地方书写》和黄璐的《论地方文化在白先勇小说中的价值和功能》,都关注到白先勇个人化的地方书写,探究白先勇如何将自然地理景色转化为充满个人经验、记忆、想象的地方。这些研究将白先勇的创作道路介绍得很详尽,但是这些创作心理的研究对于那个年代的作家来说,其实是有很多共性的,所以这样的研究也就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少了一些针对性。因此对于白先勇创作心理的研究,可以更多地着眼于白先勇创作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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