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 劳动书写文献综述

 2022-08-18 10:08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劳动书写

文献综述

摘要: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作为农村社会的主要活动是重要的书写对象。研究这类小说中的劳动书写,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手段,亦为一种探寻那些被历史有意或无意遮蔽的话语的手段。以劳动书写为切口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多,而其中研究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劳动书写的则更是寥寥。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书写的文献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劳动书写与“农村新人”形象塑造的联系;二、劳动书写与爱情叙事的交织;三、劳动书写中显现或隐藏的文化政治。而对劳动书写进行集中研究的,目前尚且少见,但散落于各类文献中的对“十七年”文学中劳动书写进行阐释的文字也已呈现出由表及里的深入发展趋势。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 农村; 劳动;政治 ;综述

一、文献综述

  1. 引言

1966年文革开始,“十七年”文学由动态的文学历程转变为凝固的历史存在。文革期间,“空白论”是主流的研究论调,“十七年”文学被激进派扣上了“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的帽子,被彻底拒之于无产阶级文学史视野之外。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十七年”文学又因历史失真和图解政治的“罪行”而遭到了众多学者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审判。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文化语境的多元化,包括农村题材小说在内的“十七年”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复杂性才在多元研究视角下开始凸显。而进入本世纪后,研究者们越发清晰的认识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内涵、认识到对“十七年”文学研究暗含的重构功能,这种重构甚至超越着“当代文学”学科的范畴。总而言之,目前学术界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路向大致有:一、以文本为中心,对农村题材小说内涵进行阐发与价值判断研究;二、对影响“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因素,展开“研究之研究”。通过梳理“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劳动书写为切口对十七年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其中研究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劳动书写的则更是寥寥。在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书写的论文中,研究内容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

  1. 劳动与“农村新人”形象

“新人”这一概念是作为“旧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蓝爱国在《解构十七年》中将其定义为“受现代性影响而在现代性维度上进行实践的人”[1]。由此可知,在革命话语体系中“新人”这一概念最终是指向文化隐喻的,而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则最能够代表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和新国家形象的想象。“农村新人”形象的出现大都与土地制度变革有关,因而借分析“农村新人”形象的性格品质特别是其劳动观、劳动能力来深入挖掘“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书写所蕴含的政治意味,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从李兴阳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农村新人”是现实中少有的理想形象,他们不仅拥有良好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质,还对政策有着深刻的解读、有着超群的领导力。李祖德进一步补充了“农村新人”在生理素质方面的优势,他指出,“十七年”小说中的劳模都被赋予了强壮的身躯与超强的劳动能力。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作为与合作化相关的第二代“农村新人”的代表,受到了一众学者的关注。梁生宝具备领导集体生产的专业技能与管理才能、政治觉悟高,是典型的“高大全”。因此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形象过分理想化的问题,并提出对梁生宝的农民身份进行了质疑。这一质疑很快便收到了来自作者本人的回应,他认为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这与其农民身份并不矛盾。作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叙述者,柳青的回答逻辑自洽。而倘若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逻辑体系中抽离出来,我们不难发现,梁生宝这个“农村新人”的故事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叙事,他的劳动观、劳动能力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理论与政治的反映。也就是波斯彼洛夫在《文艺学引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学清晰地表现出正面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同各种情况(社会环境)的全新关系,并成为人民性的直接表达者”[2]

据统计,1950年农村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在新解放区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就有70%的人参加田间劳动,1958-1959年,90%的妇女参加了农田劳动。走出家庭、参与劳动改善和提高了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和底层妇女的经济、政治地位,强化了男女平等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这一趋势的存在,必然让“十七年”主流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以底层劳动妇女群体作为主要关照对象。而在当代,“新型农村妇女”形象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别关注。马春花注意到,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形象中,蕴涵着一种全新的女性观,体现着新的社会价值,新的女性美甚至性感美一般是亮晶晶的大眼睛,黑里泛红的脸,鼓鼓的肩膀hellip;hellip;是健康明朗、具备极强劳动能力的形象。李祖德在其论文中论述了劳动与性别的关系,认为“对lsquo;农村妇女rsquo;的主体建构即是以lsquo;劳动rsquo;作为重要叙述策略的”,而女性“通过lsquo;生产劳动rsquo;获得了自我的lsquo;主体性rsquo;和lsquo;历史主体性rsquo;”,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取消性别和身体的差异为代价的”。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着重探讨了生产劳动与女性解放的联系,得出这一时期的女性解放更多的是指向一种性别和解。而惠若新则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劳动”与女性书写》中借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用较为客观的态度揭示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劳动”与女性书写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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