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纪实摄影作为一种具有人文主义关怀和批判性的摄影方式，在专题报道、社会调查、深入报道等报道形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纪实摄影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是饱满而又立体的，丰富而又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实摄影艺术讲求功夫在画外，因而对纪实摄影的讨论也不能仅仅局限在画面的形式美之上，而应该同样在思想主题内容上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同时综合二者的关系，对纪实摄影进一步加深理解与感受。摄影就如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因创作手法、表达观念的不同,分为各种不同的门类，例如:商业摄影、风光摄影、观念摄影等等。纪实摄影虽然只是摄影这一门艺术形式的一个类型，但却是推动社会进步、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方式。
在摄影领域,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特在20世纪初最先使用了“纪实”这个词汇。“纪实”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为“教导”，纪实摄影除了具有传播信息功能以外，还具有引导受众认知真相的功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纪实摄影”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定义，摄影家以及摄影理论家对此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但是在纪实摄影功能的问题上，学者们达成了统一的意见，纪实摄影应当是记录生活真实的景象,还原被拍摄者的心境，其题材的选取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重大事件、百姓民生、社会风貌等等角度。摄影师要擅长抓拍，以决定性瞬间的摄影风格捕捉平凡的世界,以期达到社会共鸣和舆论监督。
王宏建在《艺术概论》[1]中指出：“纪实摄影作品首先有着丰富的档案文献价值，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图像佐证。2008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大型画册《北京奥运会国家摄影队作品选》记录了从圣火采集到奥运健儿驰骋赛场的精彩片段，见证了中国在开放的成功之路上取得的成就，展现了大国风采,是不可多得的图片文献资料。”其次纪实摄影作品同样也是摄影师透过镜头表现社会不同层面的重要手段，并为事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苏丹这一国度在1993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同时百姓流离失所、饥荒严重, 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对苏丹进行了采访、调查，拍摄了《饥饿的苏丹》这一纪实摄影的经典之作。
李培林在《读图时代的媒体与受众》[2]中提到：“凯文·卡特在食物救济中心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名女童纹丝不动地趴在了地上，迟迟站立不起来。然而，危险似乎正在悄然声息地降临，在小女孩的身后一只秃鹰飞了过来，似乎想把小女孩当做自己的美食，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摄影师凯文·卡特抢拍下了这一瞬间。虽然, 日后这幅作品就其道德伦理角度受到了很多纷争，但就其影视镜头语言的运用方面还是拥有着极大的美学价值。它真实地再现了苏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饥荒之中，引起了大众的共鸣，这比起任何苍白的语音文字更加具有震慑力与威信力。”
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之后的百年间摄影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唐东平在《摄影作品分析》[3]中指出：“纪实摄影以社会及社会上的人与物为原型，记录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象，还原真实的世界。真实性贯穿于纪实摄影的创作过程，首先，素材的选取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任何艺术品的创作都是从大自然获取源泉，抓准事物的独特性，在复杂多样的环境下找到事物的着眼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仔细地观察生活，需要对被拍摄者有着深入的了解，熟悉他的成长环境、生存方式等等。其次，在创作过程中还应当充分调动被拍摄者的积极性，善于与其沟通，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现场场景，不矫揉造作、不故作姿态。最后，在照片的选择上应当忠于现实，避免刻意规避照片的选用。减少后期制作的力度，将现场感展现给观众，让观众感受到如同身临其境的状态。
纪实摄影需要摄影师保持客观的眼光，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社会现象，时刻保持着对“人性”、“道德”的关注。顾铮在《世纪转身-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觉记忆》[4]中指出：“纪实摄影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关注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表现摄影师的态度和观点。因而，作为摄影师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展现出对生命的关怀以及人性的尊重。卢广的摄影作品《艾滋病村》，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组作品记录了艾滋病村庄的真实场景，这个村庄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匮乏，人们生活的比较穷苦，有些村民为于摆脱穷困，参与到非法卖血的队伍中，久而久之这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们感染了艾滋病。照片中震惊的画面直击观众的心灵，在各个地区引发了极大的反响，并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卢广对生命的关怀与人性的关注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
沈诗琪和骆玮在《浅谈光影在摄影表现力中的应用》[5]中提出：“在超现实主义摄影中，摄影的意义被赋予是表达潜在意识的穿插，有时是空间上的错位视觉效果，有时是对常规透视的打乱，有时又是两种物体的荒唐嫁接等，但它为摄影素材增添丰富自身意义的内容，注重的是人们对作品观赏时体会到的，思维情感表达和创作含义。”相对于超现实主义，达达派的作品表现的风格是无意识、反常规事物的拼贴，这种“意识”的含义并非表面的思维和理性，但这一点在以后的艺术发展中起到了推进作用，为此方向的摄影家们提供了创作灵感素材，还挣脱了达达主义理论上的缺点禁锢，充分用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阮义忠在《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6]中提出：“对纪实摄影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以某个族群或某些特定的人为研究对象(人物纪实);也可服务于目前，揭示那些错误的或正在造成损害的行为和事件(问题纪实)，或者是记录那些一去不复返而又有价值的东西(文献摄影)。”这一表述,至少到目前看来，相对于摄影界中众说纷纭的有关纪实摄影的海量说辞，在理论认识上更为清晰,更具有参考价值。“基本轮廓”给出的是采集素材的方向选择问题，而纪实摄影的终极目标和价值，终究要在记录历史发展、改善生存环境、促进社会进步上得以体现。如果丧失了这种反馈力量和作用，那么，它就不能称其为“纪实摄影”，而应属于“社会风景”。一些影像评论者或从事艺术摄影创作的人，对曾经或正在从事纪实摄影的拍摄者所自觉承担起的社会责任，始终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在这些人看来,纪实摄影者的自觉意识和实践结果,根本没有那么崇高和令人敬佩。这些人对纪实影像的价值和作用,往往视而不见，对其坚持行为更是缺少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他们认为,只有艺术的才是最好的，是摄影人最应该追求的，也是最值得展现和兜售的精神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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