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 社交媒体的国际化与监管的本土化趋势
- 社交媒体国际化与监管本土化之间的现状与原因
来向武和韩晓莹在《国际社交媒体的本土化与信息管控:从内在矛盾到规则提升》中指出从网站到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的国际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各国对社交媒体的信息管控也在逐步强化。社交媒体国际化背景下的信息管控，在互联网自由与信息控制理念之间、国际公司规则与所在国法律之间、公共利益至上与国家利益优先之间、个人自由表达与总体安全有序之间，存在四重内在矛盾。这构成了当前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管理与各国政府监管间的冲突根源，也是社交媒体信息管控中问题频出的原因所在。
- 对于“国际社交媒体本土化”背景下的“信息管控”问题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社交媒体国际化问题的关注，郑善珠在《移动社交媒体的全球化》中，从移动社交媒体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角度，认为移动互联网首次将人们的生活与网络即时联系在了一起。 而移动即时通信媒体则成为人们进入移动网络的最主要入口。 因此，移动即时通信媒体的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其顺应的是人本身的全球化。栾轶枚在《社交媒体:国际传播新战场》中，从国际传播角度对社交媒体重要性的角度，认为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国际传播，传播成本可以被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从控制成本角度，国际传播的受众，即使只锁定在某一个群体，其数量也依然非常众多。社交媒体低成本、高速度、跨国界的特点，无疑是承载国际传播最为便捷、有效的载体。在国际传播中利用社交媒体，无论是成本、接触面、见效周期等方面都更具优势。社交媒体为不同传播手段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可能。利用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可充分发挥各种传播手段优势，从而通过合力最终实现提升国际传播力的目标。
二是对世对于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现状，卢永春在《欧美强化社交媒体监管》中，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关注美、德、英等国对社交媒体的监管措施。贾乐蓉、阿娜斯塔西娅·舒霍列茨卡娅在《从“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到“有关社交媒体的政治”》中，关注到了俄罗斯对社交媒体政策的调整，概括地说，是从此前的放任转向约束。为此，俄罗斯政府综合运用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资本手段。但是，尽管这种治理方式在短期内是有效的，长期效果难以确定。蔡梦虹在《美国社交媒体监管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中，通过对美国立法、行政、市场等监管措施的分析，强调英美国家在监管上虽然遭受到社会各界的争议，但是利用技术监控的力量如监听、信息挖掘、信息过滤等方式，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在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监管经验的同时，可以根据中国社交媒体和网民的特色建立一套符合自己的特色监管体系。西方的监管实践告诉我们，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早落实监管措施才能在关键时候打赢社交媒体战。磨惟伟在《发达国家网络社交媒体治理新动向及启示》中，认为网络社交媒体发展失序已从“局部现象”发展到“共性问题”，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未来对社交媒体的治理应坚持党、企业、公众的“多元共治”。关于这方面的诸多研究均侧重于各国监管规则的讨论、比较，没有将这种监管放在社交媒体国际化的背景下，更没有深入到其中内在矛盾的层面。
三是对社交媒体国际治理的研究，戴丽娜在《社交媒体国际治理规则构建路径探析》中，以国际化视角来探讨社交媒体国际治理规则的路径，提出“社交媒体国际治理进程尚未全面展开，同时，对于全球社交媒体的认知也仍处于变动中。”“未来一段时期内有关社交媒体治理的多数议题仍将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区域自治为主。”这个观点指出了社交媒体国际治理的问题，与本文观点有一定契合之处，但是仍然缺少对于问题的深度解析，同时也忽略了社交媒体自身的自查机制能够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性。
二、“互联网自由”理论的缘起与困境
1.“互联网自由”理论与相关实践
“互联网自由”的论调，一个共同特点是倡导网络空间的“自我规制和“自由放任”，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将现实空间的各种政府管制（包括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监管）延伸到网络领域。美国著名网络活动家约翰·巴洛在1966年发表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成为了早期“互联网自由”观念的鲜明代表。约翰·巴洛在宣言中以网民代言人的姿态向世界各国政府声称：“你们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主权。hellip;hellip;网络空间不存在于你们的边境之内。”
上述主张“互联网自由”、排斥主权国家干预和规制网络空间的观念，不仅曾经在互联网社群和学界中得到过广泛支持，也体现在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公开主张：网络空间是一个类似外层空间和公海的“全球公域”在此基础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鼓吹“互联网自由”、反对其他国家监管和干预互联网的战略。早在2006年，美国众议院就提出一个所谓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草案，计划对美国公司在“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参与实施网络审查制度的行为加以惩罚，还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发布报告，指明哪些国家限制网络自由；并对那些有网络过滤功能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出口管制，禁止这些产品流通到“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互联网自由”战略，与现实世界中各国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的分歧有着密关联，并且是以打压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政策作为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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