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传播的场域中媒体报道框架的斗争与协商
——以“华为前员工李洪元事件”为例
文献综述
- 关于框架理论的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
首先，是框架理论的提出和概念定义。1974年，戈夫曼于《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理论定义为：“个人对事件进行组织的心里原则与主观过程。”他认为，社会交流过程中，人会用框架组织现实事件，继而赋予行为一定意义。[1]吉特林发展了戈夫曼的概念，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框架就是“关于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上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2]
随着众多学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和拓展，该理论被运用于新闻业和媒介研究。甘姆森在期刊论文《媒介话语与大众关于核能的意见：一种建构方法》中，聚焦于新闻内容的报道框架，他认为“新闻内容的中心思想是框架构架”；[3]埃曼将框架理论用于媒介研究，概括了媒介框架的四种功能，即界定问题、确认问题和成因、作出某种道德判断、提出解决方案或改善方法，并对框架概念进行了广义定义，对框架的“破裂范式”形象进行澄清。吉特林率先将框架概念运用到媒介研究之中，置于新闻话语生产的背景下，将人的意识形态与新闻框架形成结合在一起。Pan与Kosicki在论文《框架分析：一种分析新闻话语的方法》中，加入新闻生产的过程图示，指出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其他因素，例如行业规范、政治制度、等级观念等，他们利用框架分析探索新闻生产过程，并探讨了新闻框架对公众行为的影响。[4]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框架理论研究中，个案实证研究成果颇多，且多以西方的理论成果为基础。由于个案分析以某个事件或者议题为研究案例，对象集中，主题稳定，线索单一，更便于分析框架生成机制及影响因素，成为了国内框架理论研究中的一大趋势，目前成为一个流行趋势。在国内，内地学者和港台学者的研究方向及成果也有所不同。
1.内地对框架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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