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浙江省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摘要：通过整理文献，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描述、评价、总结，我们可以较为清晰的理清相关课题的研究路径和所取得的成果。即：国内外学者从最开始研究FDI有无技术外溢，到研究FDI技术外溢的作用渠道，再到具体研究影响技术外溢作用渠道的各种因素，最终到如今研究对东道国本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目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故更需要利用好高质量外资，那么FDI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将会越来越重要。而相关研究多数学者是用省级层面数据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区域进行研究，而单独对某一省市区域研究较少。我认为，全国各个省份的经济环境和利用外资情况各不相同，差距明显，我们更需要对研究区域和课题进行细分，以达到制定针对性政策的目的，故研究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仍将是较为前沿的课题。
关键词：FDI技术外溢； 吸收能力和动力； 技术创新能力
一、文献综述
- 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MacDougall（1960）首次提出FDI技术外溢效应，在他的定义下，技术外溢是指技术提供方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方，而并未获得任何回报的行为。早年国内外学者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多为FDI具有什么性质，是否存在技术外溢，技术外溢的作用渠道又有哪些，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国外较早地开展与FDI技术外溢相关研究，且所研究的国家和行业范围较广。最早是Caves（1974）使用来自澳大利亚制造业的行业截面数据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发现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的外溢效应。Gregorio(1992)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还发现FDI的生产率要高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生产率。当然国外学者也发现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并不只有正向显著，也存在不显著，甚至是负向。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甚至是负向的，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带来的市场竞争使得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Kokko（1994）将FDI技术外溢效应分为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劳动力流动效应和直接帮助效应，为国内外学者研究FDI技术外溢作用渠道定下了基调。
将目光转向国内，中国早年“以市场换技术”，目的就在于引进FDI，从而引进技术以及技术外溢。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FDI总量与各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TFP的增长。此后许多学者加入到FDI的研究中。江锦凡（2004）指出FDI作为一种一揽子资源，不仅具有资本属性，而且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引起产业结构变化，人力资本变化和制度变迁，使得中国TFP提高。陈涛涛（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两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充分和有效，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王成岐等（2002）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分析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蒋殿春，张宇（2008）发现在控制了制度改善的效率影响之后，FDI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国内制度的改进有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相对完善的国内制度环境已成为FDI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文东伟等（2009）认为FDI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从金融角度来看，罗长远，陈琳（2011）认为FDI通过“己厂效应”、 “垂直效应”和“水平效应”三个渠道，将信贷资金引向了与之相关的私人企业。FDI好比'一只看得见的手'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了相关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配置的效率。王晶晶（2014）的研究发现，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且金融服务业FDI与TF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
-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动力的研究
在研究了FDI的本质，技术外溢的作用渠道以及实证分析对东道国的影响后，学者开始思考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因素，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东道国自身的情况，即东道国是否有吸收能力和动力从FDI中吸收技术外溢。总的来说吸收能力和动力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等方面角度展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何洁（2000）发现FDI存在经济发展门槛效应，即在经济发展达到某一个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作用水平将发生显著的跳跃，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潘文卿（2003）在何洁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FDI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资的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沈坤荣，耿强（2001）构建了一个包含FDI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我国FDI和人力资本在地域分布上极度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FDI和当地人力资本结合效益很小，甚至为负值。不同于沈坤荣的观点，赖明勇等（2005）认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制约了技术吸收能力，而中西部地区提高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是增强经济开放度。但是单纯研究国内各省级吸收能力容易忽视FDI自身的选择问题，于是代谦，别朝霞（2006）通过构建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越强，发达国家则倾向于将更多更先进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只有辅之以较快速度的人力资本积累，FDI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李晓钟，张小蒂（2007）则通过对比江浙数据，认为浙江民营企业家丰裕度高于江苏，所以FDI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综上可以看到，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东道国技术能力、吸引FDI技术外溢、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来看，国外经典文献中，Fdnlay(1978)技术差距越大，技术外溢就越容易发生；相反地Choen(1989)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小，吸收能力越强，技术外溢越容易发生。此后，Girmaamp;Gorg（2005）通过对英国的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同的部门和分位数位置上，FDI的技术外溢水平存在着差异，技术差距对技术外溢影响显著，且技术差距与生产率增长之间呈现U形关系。同样使用分位数回归法，涂涛涛（2008）发现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在我国东、中、西部均是不利于FDI技术外溢的；随着内资工业产出向高分位数变化，技术差距对技术外溢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类似Girmaamp;Gorg发现的倒U形关系，张宇（2006）在研究FDI技术外溢与跨国公司在三资企业的股权比例中也有所发现。结果是：峰值前增加控股比例有利于技术外溢，峰值后增加控股比例，即逐渐独资化，并不利于产生技术外溢。近年来中国跨国公司FDI的趋势是逐渐独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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