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收益率差异：一个文献综述
摘要：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对于个人教育投入决策有较大影响。本文梳理了有关教育收益率的主要实证文献。其中包括教育收益率水平及其长期趋势研究；教育收益率在群体间表现出的差异研究，着重总结有关教育收益率家庭背景差异的实证研究经验。
关键词：家庭背景； 教育收益率
- 引言
个人教育收益率衡量个人因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经济收益。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直接影响个人受教育决策，并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与否。其中，家庭背景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间接反映教育调节社会平等的能力。如果来自低家庭背景的子女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同等水平出自高家庭背景的子女，这意味着底层阶级即便接受义务教育，也很难在阶级层面实现向上流通。同时，研究家庭背景导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有助于估计代际间教育、收入的传递。
- 教育收益率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研究教育收益率。为了操作简便，大部分文献采用美国经济学家J.Minc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对个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但明瑟方程仅仅反映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无法体现如城乡、性别等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对标准的明瑟工资方程进行OLS估计存在能力偏差、测量误差、异质性和样本选择等问题（Card，1999）[[1]]。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对明瑟方程进行拓展，如加入性别、单位性质、行业、地区等虚拟变量、中介变量等以研究不同群体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
- 教育收益率长期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两次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李实、丁赛（2003）[[2]]对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趋势进行估计。他们指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3%，1995年的4.81%，升至1999年的8.1%。同样进行教育收益率长期趋势分析的Zhang, Zhao,（2005）[[3]]则使用1988-2001年全国六省城市住户调查数据（Urban Household Survey），指出城镇职工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4.0%，1995年的6.7%，1998年的8.1%，升至2001年的10.2%。
大多数研究指出我国从1990年至2000年，城镇教育收益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丁小浩等（2012）[[4]]使用2002-2009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个人教育收益率及其长期变动时发现：近年来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没有延续之前的上升势态，而是逐渐趋于平缓。在剔除了行业、单位性质、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后，甚至出现轻微的下降趋势。随后，邓峰等（2013）[[5]]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1989-2009年间8个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简易明瑟收益率在全国范围呈现以下状态：1989-1993年间呈缓慢上升趋势，1993-2004年间呈快速上升，2004-2006年间处于平稳状态，而2006-2009年间出现下降趋势。
- 教育收益率群体间差异
影响教育收益率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与个体教育和劳动市场相关的个人特征，如家庭背景、能力、性别、户籍等，这些因素既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也影响个体能否在劳动力市场获得高收入；只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社会特征，如单位性质、所有制、行业、地区等，这些因素只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水平。
在关于社会特征的研究中，王海港、李实等（2007）[[6]]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2002年的调查数据得到的OLS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省内各城市间。在对城乡差异的研究中，梁润（2011）[[7]]利用CHNS1989-2009的调查数据，发现历年来城镇教育收益率总是高于农村，并且这种差距在2000年以后愈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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