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越发显著。1971年比蒙斯（F.A.Beams）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1]，1973年马林（J.T.Marlin）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2]，正式开启了环境会计研究的纪元。
行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对环境会计的研究细化，延伸到了各个方面， Rob.Gray于1990年提出企业应当披露自然资源等利用与形式转换的信息[3]，而Newell et al.在1996年指出环境会计披露应当将内容扩宽至对社会系统的影响[4]。同年，M.ATi.Fekrat指出，企业应当对污染治理、财务状况的影响、环境的破坏以及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之类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在九十年代中，不仅提出了信息披露，在相关立法制度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美国于1990年颁布《污染防治法》，要求将治理环境归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1992年为环境会计设立了独立的会计科目。1992年英国颁布了“环境管理制度BS7750”，要求相关企业将保护环境采取的措施反映在报表中。联合国于1991年在专家会议上提出，要求企业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1998年召开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ISAR），通过了《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该报告是国际上第一份有关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系统且完整的国际指南。
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环境会计的研究更加具体，主要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内容、质量、形式等。2001年，Pekin与Angeles将环境会计信息披息的内容拓展为物质流与价值流的同步流动[5]。2003年，Trompter提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风险、排放污染物的治理情况和遵守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同年，Magna又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在上述几点的基础上增添了企业修复土地的进展情况和环境管理等。2004年Beattie以指标构建法分析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但其只区分了量化与非量化，并未提及信息的重要性与实质性[6]。2014年，Barkemeyer et al. 站在可读性、易读性与确定性三个角度分析环境会计信息质量，由于其开始贴近信息内容的实质，进行内容分析的方法则更有意义[7]。2016年，Fath Fariborz研究了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和财务、非财务指标的关系，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其经济效益呈正相关。2018年，Maria与Lorenze提出，国家层面的变量如政治制度(法律框架和腐败) ，劳动制度(劳动保护和失业) ，文化制度(社会/企业和平等机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不同的影响，而公司层面的变量与每种披露均具有同质性和正相关性[8]。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1992年，葛家澍教授在《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中首次将环境会计的概念引入国内，开启了我国研究环境会计的纪元[9]。1999年，徐泓教授发表了《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对环境会计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10]。2001年，我国成立了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新突破。
-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2006年，许家林、王昌锐认为，环境成本的界定与资本化方式会影响环境资产的确认，从而影响环境会计的计量[11]。2009年，肖莹、谭斌斌认为，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尚未健全，企业环境报告信息披露缺陷严重，并且可靠性与可比性欠缺[12]。2014年，沈洪涛与廖菁华认为，应面向未来反映环境方面潜在的问题与发展，并以实物和货币为单位同时计量[13]。2018年，房巧玲和宫道通发现，医药制造业公司虽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数量均逐年上升，但披露程度仍然偏低[14]。
-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方式
国内环境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两种模式：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以及独立环境报告披露。2002年李建发、肖华认为，我国企业目前应主要采用独立报告模式，并建立健全环境会计具体准则，届时再采用补充报告模式[15]。但与此相反的是，肖淑芳与胡伟（2005）则发现，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大多数采用董事会报告与报表附注的方式，很少采取独立部分披露[16]。2012年黄慧提出，环境会计报告应将货币量化的环境会计信息用附表囊括到财务报告中，并将无法用货币计量的环境会计信息以独立报告的方式集中到会计报表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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