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
2020年是我国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六年，也是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自2005年引入中国的第十六年。“媒体融合”这一概念最早在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中被提出，他通过用三圆环聚合示意图，演示了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相互交叉趋于重叠的融合过程。[1]1983年，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教授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正式将 “媒介融合”作为一个概念正式提出，他指出媒介融合就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2005年蔡雯教授首先将媒介融合的概念引入国内，介绍了两个新概念“融合媒介”和“融合新闻”，随后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媒介融合也逐渐走入国内。[2]
中国语境下的媒体融合是一场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转变，学界、业界和政党话语力量相互作用，体现了媒体转型发展适应国情的特点。刘冰在《媒体融合话语力量、定位认识及功能期待》一文中认为，中国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学术力量、业界力量和政党力量这三种话语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新闻学术力量最先引进了融合理念，传媒业界因应现实需求承担了实践探索的重任，政党力量很快适应并主导了媒体融合的进程。[3]而在《媒介融合 :概念 、动因及利弊》一文中，丁柏铨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是由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而成的，动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技术这四种因素，同时也分析了媒介融合所带来的利弊。[4]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以及外延，刘颖悟和汪丽在《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中将其分为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以及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5]
从技术角度出发，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加速融合，如何变革生产组织结构以适应媒介融合趋势，是我国媒体不可回避的问题。陈薇和吕尚彬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报业组织结构的创新路径》一文中讨论了报业组织结构创新的路径，需要打破传统的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报业组织结构，设立内容中心、技术中心和运营中心三大平台，探索无边界组织结构，实现多元化扩张。[6]曾珍在《报业参与媒介融合路径选择》一文中也指出媒介融合改变了报业的生态环境，从技术层面看，媒介融合的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融合。[7]
但是媒介融合不仅仅是一场由技术迭代推动的媒体转型，也是一场由国家层面谋划和推动的深刻变革。董盟君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思考与实践》一文中，研究了地方融媒体在国家政策下进行的建设和探索，着重分析了人民在线提出的“1 5 N”融媒方案。[8]
二、关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
2021年1月，笔者在知网数据库中以“县级融媒体”为主题词进行精确化文献搜索，关于县级融媒体最早的研究出现于2018年，文献研究数据量情况为：2018年3篇，2019年81篇，2020年125篇，自2018年8月中下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以来，研究数量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对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目前，我国对于县级融媒体的研究大致分为：为什么建、怎么建、建得怎么样三个部分。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看，学界主要通过运用理论知识和各项研究方法对县级融媒体的建设问题展开宏观分析，并且结合当下的智媒时代背景，对县级融媒体的未来进行战略分析。而业界则通过从自身出发，微观角度分析县级融媒体的具体建设的发展路径，提供建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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