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自经济增长理论问世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将经济增长作为长期经济政治目标，但相关专家学者一直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研究方向也多聚焦于经济数量增长或规模扩张的动力分析和测定评价上。随着各经济体发展进程的推进，实践中出现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城乡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受到政府人民的密切关注，由此学界才将研究视角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上。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后，更是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潮。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数量层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经济增长质量层面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各有千秋。
（一）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
⑴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区域经济发展既有经济数量扩张的要求，又有经济质量提升的保证，是量与质的有机统一。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能够通过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动力机制，有效和可持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维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金碚，2018）[1]。因此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质量”的理解，属于一种见仁见智的价值判断性问题。
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发展质量”概念中去。现有文献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较为狭义地将经济发展质量阐述为经济增长的效率。通过有机结合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问题，卡马耶夫（1983）将经济增长的本质重新定义为物质生产资源、产品数量质量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和效果变化过程的总和[2]。库兹涅茨（1986）更是直接将经济增长解释为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导致的提供经济商品能力的长期提高[3]。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与资源利用率改进两股力量共生作用的结果[4]。另一类广义的观点则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相对经济增长数量而言更为宽泛的概念，是与经济增长数量特征相对应的范围，而不只是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简单加总；因此除了经济自身的增长以外，经济发展质量还应包括反映促使经济增长发生质态变化的多重维度运行机理（曹佑和张如兵，1994）[5]。Barro（2002）将健康状况、收入分配、法律发展程度、宗教等多方面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融入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中[6]。李永友（2008）认为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稳定、可持续的扩张速度和效率，还包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协调优化[7]。
十九大明确“高质量发展”要求后，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加对标政策实践。任保平（2018）以政治经济学逻辑对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微观层面提高产品质量，中观层面升级产业结构，宏观层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对外开放层面发展质量竞争优势[8]。赵红军等（2018）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市民进行发展感知调查，提出高质量发展还应涵盖域间一体化社会公共服务[9]。
不难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时期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中国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社会结构制度、经济增长动力等多维度的发展，涉及涵盖了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甚至外贸等各个层面，是中国经济转向全面发展轨道的先决条件。
⑵ 高质量发展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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