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视角下《是，部长》中的幽默机制分析与翻译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to the Humors in Yes, Minis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文献综述

 2022-11-27 15:18:12

文献综述

1.引言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Minister）（1980-1987）改编自乔纳森和安东尼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在野党成员吉姆·哈克（Jim Hacker）在帮助本党大选获胜之后得到行政事务部（DAA）部长的职务，从此开始面对行政事务部常任秘书汉弗莱·阿仆比（Sir Humphrey Appleby）为代表的公务员体系。而他的公派私人秘书、同属公务员的伯纳德·伍利（Bernard Woolley）则夹在了当中。在哈克所代表的政客以及汉弗莱所代表的公务员之间因施政而发生的种种冲突之中，两人的关系不停地发生变化，既有互相捂盖子，也有互相揭老底。从中，英国政治体制中的种种不为外人所知弊端和黑幕也展现在观众眼前。剧中人物的对白相当幽默，本文将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人物之间的幽默对白，探寻言语幽默背后的机制。

2.关联理论

2.1关联理论的产生与内容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由斯博伯(Sperber)与威尔逊(Wilson)在1986年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一书中提出。继承发扬了符号学的语码模式(code model of semiotics)和格莱斯(Grice)的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relevance maxim)。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它不以规则为基础(ruled-based),也不以准则为标准(maxim-based),而是基于下面的观点(Sperber amp; Wilson, 1986/1995):

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1998）。


2.1.1关联理论的交际观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交际模式有语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两种。语码模式中，交际过程是一种对信息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推理模式中，交际是说话人提供他想要表达的意图的证据，听话人根据这些证据，结合“共有知识”而推断出说话人意图的过程。关联理论认为，推理过程是语言交际中基本的过程，“编码-解码”的过程则附属于该过程（何自然amp;冉永平，1998）。
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的概念。“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明示是通过某种使听话人“显映的”方式进行编码，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比如话语），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从而，Sperber和Wilson将“明示-推理”交际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Sperberamp;Wilson,1986/1995）。
2.1.2推理与语境
关联论中的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一个“动态的概念”(fluid notion)，是构成听话人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 Sperber和Wilson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使用的主导推理形式是演绎法。而这种演绎法是非论证性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作的比较随意的推理。根据不同输入手段，提供的不同信息进行综合判断，依据不同人的认知环境，作出推理，所得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在某个语境中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换一个语境，它就可能不正确或被取消。
在非论证性的明示推理中，从言语行为的明说意义（explicature）中推导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一般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先推导出第一个隐含意义，称为“隐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二是在隐含前提的基础上推导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称为“隐含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 manifest)。话语的误解就是因为听话人补足的隐含前提与说话人所期待他所补足的隐含前提不一样。交际者通常通过加入所需的百科知识、从短期记忆、周围环境中调用相关的信息这三种方式补足认知语境。
2.1.3关联原则
关联理论有两大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即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most relevant，maximum relevance）相吻合。最大关联意为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第二原则即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最佳关联意为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Sperberamp;Wilson,1995)。而关联性就是指由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
2.2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幽默机制与翻译
言语幽默的一个特点是含蓄、迂回，解读时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因此言语幽默是最佳关联的话语（申佃美，杨洪娟，2012）。当言语幽默被成功解读后，听话者在认知上获得的成就感和愉悦感足以弥补其在推理中付出的辛苦（丁惠，2014）。因此有学者认为言语幽默产生于最佳关联与最大关联的反差。
言语幽默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和谐(incongruity)”。在接受说话人信息之前，听话人本来有一个认知语境，但实际上说话人的语境却与此有所不同。听话人在理解时补足认知语境，理解到说话人真正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因此也有人认为幽默就在交际双方不同的认知语境和语境效应中产生了（丁惠，2014）。
除此之外，也有认为幽默是从明示与推理的过程中产生的，或者从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的差异中产生（王荣荣，2018）等等。
从关联理论视角对言语幽默进行解读的研究目前已经有许多。比如关联理论视角下对英语笑话言语幽默进行解读（宋立亚，姚肖敏，2019），对另一部英剧《唐顿庄园》的幽默话语分析（尤宇，2018）和对美剧《老友记》中的言语幽默分析（王莹，2019）。

在翻译幽默的过程中，根据古特的关联翻译理论，译者不仅要对原文本中的文化和语言幽默所预设的认知环境进行推理，还要根据译语观众的认识环境，在保证保留原文本中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反差的基础上，对译文表达形式进行适当的改变，以便补充译语观众缺失的语境假设，使原文本中有关语言和文化的幽默在译文中能够找到最佳关联，使译语观众获得的幽默效果与源语观众相似（吴新丽，2013）。间接翻译方法具有更普遍的适用性（鲁易，2017）。
关联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指导翻译实践，许多学者都用关联翻译理论分析言语幽默的翻译机制。比如邓义为（2018）就运用关联翻译理论对《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言语幽默进行翻译对比研究，郭耀霞则是以《摩登家庭》字幕翻译为例进行研究。然而在解释文学翻译中的隐喻、文化意象、文化负载词等翻译的时候关联理论依然凸显出其局限性（韦冰霞，2013）。

3.《是，大臣》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国内对《是，大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视角下对幽默话语进行研究，也有少量通过其他理论对该剧进行话语分析。如史梦雅（2013）、王敏惠（2017）、赵嗣远（2017），都是通过选取剧中违反合作四原则的例子，违反质量原则、数量原则、关系原则、方式原则各举一例，来探讨语言幽默机制，以剖析欣赏这部作品，试图提高人们对言语幽默解读的能力。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选取的案例数量都较少。而潘筱西（2017）则是运用了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研究方法，分析该剧政治幽默违反合作原则四准则的分类和次数分布，进而分析其特色。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对《是大臣》进行话语分析（程晓辉，2017），或以Beebe的拒绝策略分类为基础，对该剧进行拒绝行为研究，以填补政治层面拒绝策略研究的不足（赵嗣远，2017）。
从关联理论入手的研究目前仅有丁惠的关联理论对《是，首相》言语幽默的解读（2014）一篇。该文章结合关联理论，从认知推理、语境效果、百科知识三个方面分析剧中的言语幽默。
本文将从关联理论入手，对英剧《是大臣》中的幽默话语生成机制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关联理论的原则评析《yes, Minister》的字幕中各类幽默语言的翻译，并以追求原文与译文间的最佳关联为原则，寻找英汉语语码转换的手法。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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