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訏小说《江湖行》中人物的叙事功能
摘要：徐訏的小说《江湖行》中的人物形象分别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叙事功能。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身份多变的叙事者“我”，“我”的生活经历成为了文章发展的主线，是小说叙事的主框架，而“我”的不同身份也是“我”多视角的呈现，其中不仅仅流露出生命无常的宿命观，更是将叙事格局从个人命运上升到了时代反思的高度；第二类是黯然退场的隐匿者，他们虽然已经功成身退，可是又无时无刻不再对叙事者的性格、三观、行动上造成影响，在叙事的走向上也有着不可泯灭的作用；第三类是运筹帷幄的接调者，他们有着足够的能力可接替“精神向导”的角色，同时他们又拥有着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叙事的关键上发挥着特有调度的功能；第四类是推波助澜的发力者，以其中与叙事者相纠缠的四个女性角色为代表，她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对叙事情节的发展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者的人物形象，另外这些相互缠绕的感情线也壮大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使得叙事框架变得更加扩展结实。
关键词：徐訏； 江湖行； 人物；叙事功能
一、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徐訏小说研究起步较晚，1989年以来，大多数学者对徐訏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流派命名和雅俗认证”，因此，与此相关的研究述评也较为充分。最早的是程亦骐《马路的喧闹与书斋的雅静——徐訏小说艺术风格初探》，对徐訏小说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出徐訏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的结论。之后大量研究者如张明丽的《从追求个性自由到迎合雅俗——论徐前期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余礼凤的《雅俗之间：徐訏小说论》等论文皆是基于程亦骐的观点对徐訏小说中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的认定。当然除了对于小说艺术风格的探究，不少学者也更为深入的探索到了这种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王楷在《徐訏小说雅俗融合的特点及原因》就运用了雅俗等相关理论，通过对徐訏作品的分析，探讨其小说雅俗融合的特点及原因。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小说雅俗融合的原因：第一，从徐訏的性格、他对各种思想文化和文学的态度以及他的雅俗观三个方面。第二，通过对徐訏小说题材选择的考察。第三，从其小说的结构、距离控制、继承与超越以及小说中的对话等方面。之后也不断衍生出与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以此来细致的探究徐訏小说的独特风格，并总结出大时代背景下，展工文学风格所演变的方向。比如禹玲的《张爱玲、徐訏、无名氏:雅俗的边缘与叠合》中说到：20世纪40年代，因为战争新文学占据中国文坛主导地位的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通俗小说浮上了水面。活跃在40年代的这批通俗小说作家可以视作为通俗小说的新生代作家,其中以徐訏、无名氏、张爱玲的作品最有代表性。他们的小说不仅具有40年代中国通俗小说的特征，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从雅俗对立到雅俗融合的发展趋向。这不仅是徐訏小说风格探究的更深入的研究的表现，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时代下风格演变的过程。
除却对徐訏小说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究，不少学者也挖掘出了小说母题、思想、色彩的流露。如王冰在《论徐訏小说的宗教意识与哲学意蕴》中就是认为作者将作品中爱情故事布置于基督教义环境中，以文学的形式从哲学意义上展示和探讨了抽象与具体、彼岸与此岸、无限与有限等辩证问题，试图让人们在小说的情节中去领悟形而上之“道”；在对精神本体的追求中，流溢着达观、清远的人生哲学。通过小说情节的把控去认识到了徐訏小说中宗教意识的自然流露。再如张艳梅和张文东的《试析徐訏小说世界的生命意识》认为生命意识是徐訏小说世界的灵魂和思想内核。他始终关注着个体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意义， 并且努力在浪漫传奇与现实人生之间寻找哲学意义上的、沟通生死的桥梁。另外，还有郭盈的《徐訏小说的悲剧意识与自由维度》一文，她在文中也阐述了自己观点：徐訏在作品中描摹生存的荒诞性、人类的有死性及黑暗虚无体验,将'恶'的世界本体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以此探讨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等问题,具有鲜明的悲剧意识。其小说还刻画存在无根性和有死性焦虑,聚焦无法规避的终极困境,将内在绝望坦露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徐訏小说的研究方向还是多种多样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相当丰富的，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当是吴义勤的《论徐訏小说的叙述模式——〈徐訏论〉之一》，该论文借用叙事学文本分析理论，对徐訏的诸多小说，从叙述体式和结构模式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总结和归纳出徐訏小说叙述的设置类型、确立程式，以及这种叙述人在小说中的自由变化对小说文体的影响；不同于一般的文本技术研究，从“叙述接受人”角度分析徐訏小说的魅力和文学史意义。在此基础上，又从小说的构思和文本建构角度剖析徐訏小说结构的“倒叙模式”，对此模式的设计方式及其对小说时空的影响等进行了综合研究。该文创造性地发现了小说倒叙模式的构建以及在“叙述人”和“叙述接受人”的关系来剖析小说叙述魅力，对于之后的叙事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再有就是何莲芳《复调——徐訏、无名氏小说的叙事模式——试论“后浪漫”小说的文体特征》，他认为徐訏小说叙事模式呈现出很显著的复调性特征：情节故事的隐喻性、人物性格的对话性；同叙述与异叙述的交混制造了不完全情节序列；外叙述中插入内叙述，制造多重意象；收缩淡化历时性情节，扩张突现共时性情节，促成时间小说向空间小说嬗变。显而易见，何莲芳已经认识到了徐訏小说叙事模式的复杂性，对于徐訏小说叙事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后对于徐訏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日渐兴起，如康馨的《〈鬼恋〉叙事模式的现代性特征》中写道：“徐訏并未囿于既定模式的束缚，而是通过塑造传奇性的人物经历、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以及异域情调的掺杂糅合，赋予小说大量的现代元素，实现了对古代传奇文体的现代性改写与突破。通过论述《鬼恋》对古代人鬼恋模式的改写,以及作品中的现代性叙述手法,探讨《鬼恋》在叙述模式方面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余礼凤的论《lt;风萧萧gt;的叙事艺术》，作者认为徐訏的小说是以故事'著称'的。他的小说通过一系列叙事技巧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风萧萧》是徐訏的代表作,《风萧萧》中银、红、白、黄的色彩叙事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具体,多重叙事又使小说更富意蕴。 而这种通过对具体小说文本的分析，来探究叙事模式的特点也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心头好而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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