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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鬼，这一子虚乌有却又无处不在的精神怪物，历久不衰，经世不灭。谈鬼、说鬼、论鬼、写鬼、信鬼、怕鬼、祭鬼、骂鬼、驱鬼、打鬼、斗鬼、斩鬼、降鬼、扮鬼、用鬼的大有人在，形成了一套中华独特的鬼文化。关于鬼文化由来已久，丰富的民间传说，再现了人类图腾崇拜的辉煌顶峰。宗教文化的史记，书写了人世间的因果报应，人生恶贯满盈的旅途，谱写着自相残杀的历史进程。[1]
徐华龙在《中国鬼话·前言[2]》里说：鬼文化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产儿”。鬼话是“与神活、传说、故事、仙话等体载相平等的一种艺术品种，是以鬼为轴心的故事性的叙事作品”。经历了三种形态的演变：“一是原生态，二是衍生态，三是新生态。”原生态“指鬼话 的雏形阶段，产生于人类社会早期，主要表现为自然现象变化的恐惧。”衍生态鬼话“产生子阶级出现的前后，主要表现为神鬼并行于世。”人们有了善恶观念，“一部分鬼因其常做善事，而被奉为神，另一部分鬼又因做危害众人的事，而变成恶鬼。
”新生态，主要指鬼话“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于世。”表现有三：(1)鬼形象已从凶残、恶毒、张牙舞爪的单一模式中解脱出来，“另有一部分已变得和蔼、可亲、可近”，性格“变得多样，除了野性外，还有各种复杂的人|生。”(2)鬼话领域大为扩展，并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相融合，“形成新的地狱之说和各种鬼祗人物。”(3)鬼话的中心活动场景，“不仅有阳世间的，而且亦有阴世间的。”鬼话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表现的是鬼与人之间的纠葛、纷争、冤恨、爱恋、友谊 等，而不是单纯地表现鬼的行为和生活。”两类鬼话 值得重视，“一是名人与鬼，一是民俗与鬼。”徐华龙 在编《中国鬼话》[3]中，接触了众多材料，梳理出他这 些鬼文化理论。
在鬼的世界中“丰都”是作为鬼国京都的存在，被称为丰都鬼城，万鬼聚集，形成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道教之说。在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吸收了不少巫术，成为后来的“鬼教”。公元198年，他的孙子张鲁在丰都设立道教“平都治”，这里遂成为了道教的传教中心。后来，道教又称其“罗丰山”。二是鬼帝（土伯）之说：当人类社会还处在上古时代的时候，由于科学不发达，在遇到一些大自然现象的时候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认为这一切是由鬼神在主宰。
东周时，丰都曾为巴子别都，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习俗相互渗透，于是产生了一个共同信仰的宗教神——土伯，这就是第一代鬼帝。这位鬼帝就住在幽都，至今丰都还留有“幽都”遗迹。三是佛教“阎罗王”之说。“阎罗王”本是梵文的音译，原为古印度神话里管理阴间之王。佛教沿用此说法，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传说他手下有十八判官，分管十八地狱。据《一切经音义》称，“阎罗王”即“平等王”，他能平等治罪。四是阴、王成仙之说，这是丰都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早在公元270年左右，晋人葛洪在其《神仙传》中就有关阴、王成仙的说法。传说在汉朝时候，有两位方士，一位叫阴长生，是刘肇皇后的曾祖父；一位叫王方平，官至朝中散大夫。他们因不满社会现状，双双先后来丰都修炼，于魏青龙初年，成仙而去。后来到了唐朝，他们二人被人讹传成了“阴王”，即阴间之王。
加上后来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刻意渲染，历代文人、官吏通过小说、诗词、游记和碑文的描述，如《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西洋记》等等。因此一个比较全面的鬼城就在丰都形成了。它从虚幻到实物，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将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以及中国鬼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民间神话传说想象与现实结合起来；将建筑、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才形成天下闻名的“鬼城文化”。
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4]。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地狱观”上。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相比，佛教的地狱突出“狱”的特点。即刑罚世间之人，无论生前贵贱贫富，死后其鬼魂均要到阴间地狱接受冥王的审判，让亡灵在此以生前行为的善恶进行或轻或重的制裁。后来佛教的地狱观念吸收了中国早期幽冥观中“地下九层说”的某些因素，并与中国的官吏体制相结合，创造出汉化的“十殿阎王”。各殿阎王职责分明，分管着阴间的各类事宜。可见佛教地狱观与中国固有的冥界观念互为补充、互为依靠，共同构成了中古以后我国庞大复杂的幽冥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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