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 前言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大潮，城市发展与大众心理需求形成供求关系，城市绿地逐渐成为城市地域特色最直接有力的表现。但城市绿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也经历了不平衡以及多样化的发展，快速的发展使得不同时期的公园有着不同的景观风貌特征。本次论文研究常州市的典型公园景观特征在建国70年来的演变过程，从个性中找到共性，在偶然中发现必然，通过对现代园林的相关文献资料、案例的查阅分析以及参考常州市典型公园的资料等，并且通过实地调研、归纳总结等方法，对建国以来江南地区现代园林尤其是常州市的典型公园的风貌特征包括植物配置、山水格局、建筑构架等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合理的优化策略。从而以小见大地探究江南现代园林的景观特征。
- 从建国70年的造园历程中收获的关于园林景观特征的设计要点
赵纪军先生在《新中国园林政策与建设60年回眸》中详细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园林活动上的成就：中国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精深的文化传统。20世纪初叶，中国园林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探索。1949年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中国园林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章旨在追溯建国以来的新园林之路，研究影响新中国风景园林发展的大政方针、行业政策，探讨其在新园林建设过程中的含义。文章就“中而新”这个主题，阐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两条腿走路”的创作理论和方针下，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园林[10]。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一边倒”的大政方针，“苏联经验”一度成为新中国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绝对标准，影响到行业的定位、实践的领域、以及具体的园林绿地类型的规划设计方法等，在中国风景园林现代化的进程中，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两国国情的不同，对“苏联经验”不久便表现出有限采纳的姿态，这是营造适时、适地、适人的新园林的必然[11]。
始于1966年5月、终于1976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中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发动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会议公报中激扬地宣告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1971年的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判了这场狂风骤雨般的运动的失败。虽然极左思潮从1970年代初开始得到些许遏制，各项建设事业也有所恢复，但总的来说，这场历时10年、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受到冲击、乃至瘫痪一样，风景园林建设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仿佛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0年间，园林绿地被破坏、被侵占司空见惯。据不完全统计，至1975年底，全国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只及1959年的一半，比经济最困难的1962年还下降了28%，“真是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固然“不堪回首”，然而剧痛更应促使我们审慎思考，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弊端，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由于不同的政治感情和社会经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对其思想理论、性质、目的、经验教训等众说纷纭。本文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园林绿化政策与建设作一些初步地剖析和探讨[12]。
改革开放后，植树造林、绿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每年的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使植树活动制度化，也使植树绿化步入持续发展的轨道，城乡绿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郊区林木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1.3%提高到1990年的28.2%，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3.6m2提高到6.14m2；上海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978年的0.47m2提高到1995年的1.65m2，绿化覆盖率从8.2%提高到16%。城市绿化作为城市的一项基础设施，对其环境生态保护、改善人居环境的“服务功能”的认识在建国后一度受“先求其有，后求其精”思想的局限，而在新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80年代初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上海更在1980年代后期提出了建设“生态园林”的观点。另外，城市普遍绿化，尤其是居住区绿化成绩斐然，自1990年代后，不少居住区绿化设施齐备，而被称作“园林式”居住区；绿化达标单位被称作“花园式单位”。这些延续了“绿化”是“园林”的基础、“园林”是“绿化”的提升的观念，显示了建国以来在“化祖国”的号召下、强调植树造林以及城市普遍绿化的影响。但是，这也使对“园林”的理解出现简单化的倾向，一些人认为园林不过是在城里或园子里种树而已。在“城市园林”的蓝图下，“绿化”单一的“种树”概念需要在中国造园传统里进一步寻找灵感而更新，向“园林”的综合性的本质特点转换、跃升[13]。
1990年代初，由建设部督导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简称“园林城市”）的活动。此时，从建国初期的恢复建设、1950年代“一边倒”学习苏联经验、在“绿化祖国”的号召下进行普遍绿化、大跃进（1958-1960）期间提出“大地园林化”始而寻求自主发展的道路、文化大革命（1966-1976）遭遇破坏与倒退、1978年改革开放开创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后，新中国的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已走过40多年的历程。“园林城市”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模式，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在执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等政策的基础上，建设部于1992年制定了《园林城市评选标准（试行）》，并据此于当年12月8日正式命名了第一批“园林城市”——北京市、合肥市、珠海市。随后，陆续有杭州市、深圳市、马鞍山市、威海市、中山市等加入了“园林城市”的行列。至2009年底，建设部共通过11次评选，命名了139个“园林城市”。
创建“园林城市”活动迄今已近20年，创造了可观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成绩的集中反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与关注，因而有大量关于“园林城市”的研究，涉及实践综述、理论思考、经验总结、评论批评、规划设计等多个方面。本文拟从历史回顾出发，对“园林城市”概念的形成、内涵，“园林城市”的实践、特点及其发展前景作进一步的探讨[14]。
吴伯川先生在《城市公园文脉表达研究》中指出城市公园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空间构成要素,是一座城市重要的室外活动空间载体。不同城市的公园文化承载并塑造了不同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习俗、传统精神品格以及现代居民的精神面貌。如何将城市文脉中重要的文化元素合理的运用到城市公园,是本次论文主要思考的主旨。在新时代中国大规模城市公园建设活动急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现代化过程在新的审美观下会有一批旧城市公园被新城市公园替代,也会对一些具有特色的公园进行维护与更新,涉及到这类公园的更新,改造活动尤其值得关注对很多拥有厚重文化底蕴城市公园的保护。城市公园在建设与更新过程中都要受到城市文脉的制约和指引,梳理好正确的文脉系统,可以有效保护和发扬城市地域文化。本文在研究诸多城市公园,地域文脉案例的基础上,以“有机更新”、“文脉延续理论”、“景观意向理论”等多科研领域为研究的理论做支撑,总结归纳城市公园建设更新过程中城市文脉表达和传承的具体模式和措施。通过对文脉、城市公园和城市公园文脉表达进行概念界定,理清城市公园文脉建设基本内涵、内容、建设目标以及基本指导原则,并对城市公园进行调研总结分析,从城市公园类型、城市公园景观特征、城市功能景观的应用及城市公园文脉景观功能四个方面认识城市公园景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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