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方言常用补语及补语标记的语法化过程
研究综述
摘要：语法化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方言研究与语法化结合起来。本文将基于温州方言的补语和补语标记及语法化的研究现状，从温州方言的补语和补语标记，国内外的语法化发展动态和方言的语法化模式这三个角度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类和总结。
关键词：温州方言； 语法化； 补语； 补语标记
一、文献综述
温州方言的补语和补语标记的语法化过程这一研究方向与温州方言、补语和语法化等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对文献的整理和概括也将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从而全面地反映相关研究的背景和动态。
与温州方言补语和补语标记的语法化相关的内容主要有补语的特殊用法、体助词、虚词等，它们大都出现在概述温州方言状貌的文献材料中。首先，与补语的特殊用法有关的内容主要出现在游汝杰（1981）的《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傅佐之与黄敬旺（1982）的《温州方言的表程度语素“显”》、吴福祥（2002）的《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和郑张尚芳（2008）所著的《温州方言志》之中，他们都为温州方言补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一文探讨了温州方言语法与普通话或其它方言语法的不同之处，如特殊的构词词缀、重叠的构形等，概括了温州方言中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时态助词和其不同于普通话的特点——温州方言中的可能补语一般后置于宾语，没有补语标记“得”等。《温州方言的表程度语素“显”》中对“显”的用法进行概括，总结出了温州方言的程度语素“显”所构成的结构常常充当补语这一特点。《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中概括了温州方言中的述补结构“得”字的结构类型，并且认为这一类型是唐代所产生的语言形式。《温州方言志》中与温州方言语法有关的篇幅虽不长，但也指出了尾助多数是从趋向动词或其他常用动词补语弱化而来的，为温州方言补语的语法化提供了思路。
其次，有关于温州方言体助词的文献主要有游汝杰（1999）的自选集中收录的《温州方言的“有字句”和过去时标志》，其中详细地举例说明了爻、起、来、拉等体标记的用法。潘悟云（2002）的自选集中收录的《温州方言的体和貌》，也对体貌标记进行了概述。以及叶怡、于善志（2012）的《论温州方言中的“罢”字》，概括了“罢”字作为时态标记和情态标记的用法。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系统性地了解温州方言体标记的功能用法，从而有利于对其来源进行探究。此外，有关于虚词的文献主要有王莉（2004）的《温州话“道”的将行体用法及其本字》，其中分析了“道”的语法功能和语法化途径，为温州方言的语法化过程提供了实证案例。沈克成父子（2013）创作的《温州话》中列举了温州方言常用的虚词和副词等，便于读者学习和查阅。
在有关于语法化的研究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将西方P.J.Hopper和E.C.Traugott（1993）的《语法化》等著作和理论引进国内，促进语法化研究的发展。沈家煊（1994，1998）的《“语法化”研究综观》和《演变而来的语法》，孙朝奋（1994）的《lt;虚化论gt;评介》，都对我国的语法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的《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提出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和重新分析这四个因素互相交错、互为条件，共同推动实词的语法化，这些诱因的概括便于研究者在具体研究时进行判断与分析。近年，还有学者针对语法化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如吴福祥（2009）《语法化的新视野——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中提出了两种因为语言接触而引发的语法化——通常性接触和复制性语法化，并通过列举一些实例佐证和分析，让语法化从语言内部的变化走向了外部的影响；江蓝生（2016）《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中分析了常规结构式的超常组合和结构式语义羡余作为诱因的缘由；Walter Bisang（2015）的《Problems with primary vs. secondary grammaticalization: the case of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中针对二次语法化分析了包括普通话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具体例子。这些国内外的崭新的观点都为语法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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