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前言：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风格的重要转折点，他一改之前疏离的态度，转而积极肩负起文学的历史责任来，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的暴力是如何延续到战后的日本，暴力从未消失，只是换一种形式隐藏在新时代。我们通过研究村上笔下的当代日本，能够深入到这个民族对于暴力的内在思考，什么才是日本近现代暴力的根源呢？通过对于《奇鸟行状录》的解读，很多国内外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答案。本文就将通过整理解读前辈们对于这一问题意境的醋和结论，来帮助我进行对《奇鸟行状录》中关于暴力问题的新的研究。
正文：
林少华先生是国内从事村上春树作品翻译的代表人物，他率先将《挪威的森林》中译，从此，村上春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对于村上春树的研究从林少华先生开始翻译就一直在进行，他还多次前往日本采访村上本人，对于村上及其作品的研究一直走在国内研究领域的前列。同时，他也有先见性的指出，村上春树不同于国内读者对其代表小资情调、始终保持疏离状态的固有印象。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显现出强烈的反战意识，这跟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于村上而言，战争的暴力是从幼年就一直听父辈流传，却没想到时至今日，日本已经摆脱天皇统治，步入民主社会之后，暴力依旧存在，并且以新的形式潜伏在日本现代社会当中。
对于村上春树的研究，林少华先生也将视野投向国外。2006年由冯涛先生翻译的作品《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所作。林少华先生在对这本书的研究中写了一篇文章《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读杰·鲁宾lt;倾听村上春树gt;》。标题中的“暴力是打开日本的钥匙”是原作引自村上明确说过的原话。这一认识的起因，是村上对中国和中国人“难以释怀的关注”和“复杂的矛盾心理”。《奇鸟行状录》描述了在诺门坎进行的那场日苏间的战斗中，日本士兵被当做毫无意义的消耗品派上前线大量的消耗掉了，而做出这一决定的将军们并没有为此负责，反而将诺门坎战役的幸存者又派上战况激烈的太平洋战场进行消耗，以此抹消他们的决策失误，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奇鸟行状录》中通过间宫中尉之口叙述的“我们在南京同样也做了很坏的事”因为深入敌人后方，粮食补给不足，上面就下令将俘虏大量的杀害了。时至今日日本官方也未正视过这个历史问题，村上在《寻羊冒险记》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现代日本愚蠢的根源在于我们在跟其他亚洲民族的接触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缺乏反省令这一套封闭暧昧的的国家体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林少华先生的研究认为，这套封闭的国家体系就是日本现代暴力的根源。
林少华先生的这一观点被很多学者所认同，也是主流的观点之一，例如龙岩学院的戴玉金先生就跟他秉持同样的观点，他也认为《奇鸟行状录》是一本村上的转型之作，并且赞同林少华先生所说暴力与日本国家体制相关。但他另一个观察的角度比较独特，是从暴力的精神或肉体层面分开分析，这也与我观察人物群像的角度有相似之处，我借此展开，为了刻画完整的人物群像，不但分为精神和肉体施暴，更分为施暴者与被施暴者、有意识的暴力与无意识这三个对比层面来展开观察。
另一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邓英杰先生用定性的方式对于村上《奇鸟行状录》中的暴力性进行划分，即现实性、历史性与传承性，这也可以看作是林少华先生研究的一种展开，但他更细致的阐述了每一个层面暴力的具体情况，但他的文章对于不同于林少华先生对于暴力源头指向的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关于暴力的历史性研究中指出，不光是意识形态下的封闭体制导致暴力的产生，现代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漠视个体价值与剥夺自我的行为同样是导致暴力在日本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对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暴力的阐述，这一点在另一位哈尔滨理工大学徐蕾女士的文章中也有体现。她另辟蹊径，从村上春树的成长历程开始分析，写到村上是战后接受和平宪法教育的一代，从小被熏陶“和平是最珍贵的”“错误不能再犯”“放弃战争”三大原则。这可以从1981年村上与村上龙的对话中窥见一斑“老师说日本是个农业人口占60%的农业国家，收入低，出口也靠纺织品，也就是说是个贫困国家，但是在宪法中否定战争的全世界只有日本，所以请以此为豪！这是战后民主主义的余晖吧，有点像民主青年的话语。于是我就一直以为自己在这样的国家成长着，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日本既有战斗机又有坦克，这已经是有军队了。那时我才10岁，很吃惊。之后日本迎来高度成长时期，日本人成为有钱人，开始有了汽车、彩电等，由于日元升值了也可以去外国了。可是我一点也不为此高兴，我既不想去国外，也不想要汽车和彩电。我想要的是真正的自豪感。所以我对国家、权威等存在极大的反感，因为一直被欺骗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