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
摘要：自2015年11月22日，中国-东盟在经过升级谈判后签署了《协定书》并于2015年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东盟“升级版”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双方加强贸易、投资等各领域的合作带来了新机遇，将推进中国-东盟更深一步的合作。此外，在2012年，由东盟发起的，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6方制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不断推进，使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趋势愈见显著。因此，在新的发展背景与机遇下，本文运用引力模型，采用中国-东盟2010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量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潜力。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潜力；引力模型
一、文献综述
（一）影响因素
唐文琳、李雄师、黄娴静[1]（2019）发现中国向东盟的出口贸易中存在第三方汇率效应，其中：其中:人民币对日元、人民币对韩元的第三方汇率效应较为显著,而人民币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的第三方汇率效应并不显著。若不考虑第三方汇率的影响,则有可能会低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增强对中国向东盟出口贸易的影响。陈乔、程成[2]（2019）量化评估了海上通道对中国-东盟贸易潜力的影响，发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正逐年减弱,对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正逐步增强;航运距离与进出口贸易成反比,航运距离缩短1%,中国对东盟的进口增加0. 57%,出口增加0. 18%;货物周转时间与进出口贸易呈显著负相关,且对进口贸易的阻碍作用小于出口贸易;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口属于贸易不足型,出口属于贸易适度型,且不同成员国个体贸易潜力差异明显。NamFoo、Hooi Hooi Lean、Ruhul Salim[3]（2019）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政策对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贸易流量的增加都有利。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和距离，都具有预期的符号，并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康妮、刘乾、陈林[4]（2018）定量地评价自由贸易协定与劳动人口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加入自由贸易协定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劳动人口的就业增长。杨友孝、宁静[5]（2018）通过构建交通、能源以及电力基础设施评价指标,，研究东盟基础设施限制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能源、交通以及通讯基础设施解释变量均对双边贸易额产生正的影响。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最大,能源基础设施变量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最小。李海莲、张彤[6]（2018）研究发现中国-东盟FTA原产地规则对中间品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约束效应,且对中国向东盟中间品出口贸易的约束效应更大。李凌匡、增杰[7]（2018）评估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发现：从总量上看该《协议》的实施并未有效地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分类估计显示:该《协议》促进了中国自东盟国家的版税和许可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的进口,但对建筑服务的进出口以及保险服务的出口却产生了负面作用。该《协议》的开放承诺与比较优势、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不匹配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屠年松、李彦[8]（2016）研究发现2007-201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效率平均值在0.5866~0.6113范围内,总体呈递增趋势。从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来看,GDP、自贸协定、共同边界等变量能够促进双边贸易,而距离和关税水平等变量是阻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应从自贸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效率,并释放贸易潜力。梁琦、吴新生[9]（2016）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贸易活动时，发现地理距离与贸易壁垒仍是影响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且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双边贸易的阻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关税壁垒;交通网络的优化完善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对贸易活动的负向影响;低劳动力成本仍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出口竞争优势的主要渠道,且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贸易恢复较快;以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带来了区域内贸易额的贸易创造效应。
郭可为[10]（2015）在研究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时，发现中国和他国GNI、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签订FTA协议对双边贸易额有正向作用，中国与他国的距离对双边贸易额有反向作用。Shanping Yang、Inmaculada Martinez-Zarzoso[11]（2014）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协定带来了实质性和重大的贸易创造。他们使用分类数据在这两种情况下，出口和ACFTA之间的显著和积极关系得到确认。王娟、孔玉生、侯青[12]（2013）基于2000年至2009年的面板数据，以东盟各国人均GDP、领土面积、外汇储备、中国人均GDP、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至东盟各国距离为自变量，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国自东盟进口规模以及到访东盟各国的中国游客数量以及各国人均GDP、各国外汇储备、距离以及面积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冯宗宪、赵立伟[13]（2013）从经济空间场理论出发,重新定义和分析经济边界效应,并根据系统差异和效果的不同,区分为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且来自东盟侧的屏蔽效应远大于中国侧的屏蔽效应。沈铭辉[14]（2013）在分析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效时发现，从宏观经济计量分析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但从微观的自贸区利用率问卷调查看，中国-东盟自贸区利用水平较低，认为有必要深化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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