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摘要：十九大会议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进党章，体现出了其在我国的重要性地位。目前，与“引进来”相比较，我国的“走出去”仍然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本文以“新一线”城市---杭州作为研究对象，从解释和分析其“走出去”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再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来对其进行更深的思考，最后本文将提出对应前述问题的相关措施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一带一路；走出去；杭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
一、文献综述
很多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文献研究大都建立在发达国家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该领域的研究也被逐渐应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贫穷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开创性成果。
国外研究综述综述
关于“走出去”和OFDI相关的国外研究大多居于21世纪之前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时间段，2000年到2008年之间类似的研究甚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海默（1960）在其博士论文中率先提出zwnj;垄断优势理论，国内、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企业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vernon（1966）根据二战后美国生产和贸易情况，最先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有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产品阶段的这三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2]。英国著名国际投资家约翰▪邓宁（1977）借鉴、吸收和综合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生产要素论、比较利益论和生产区位论等理论，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3]。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根据日本的实际投资情况，在其代表作《对外直接投资》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又称比较优势理论[4]。随后，邓宁（1981）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5]。由于语言障碍、利益相关和“走出去”建设仍新颖的特点，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走出去”建设的相关研究很少[6]。G Wehrfritz（2004）和Ingram, Chris（2006）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指出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疑，认为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7-8]。Soo Khoon Goh和Koi Nyen Wong（2011）利用多元协整和误差修正建模技术，通过考虑国外市场规模和国际国内储备的影响，证实了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外市场规模，实际有效汇率，国际储备和贸易开放等关键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积极的长期关系[9]。同在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从事的D Brauml;utigam 和X Tang（2013）以19个中国经济海外特区被建议的地点，选择过程，开发者，实施措施和国内的激励机制为研究对象来探究成群“走出去”的结构转变，以求帮助非洲国家促进结构转变[10]。Xiaohui Liu、Jiangyong Lu和Amon Chizema（2004）综合了代理和制度理论，得出了最高执行现金薪酬和股权与OFDI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且考虑到国内机构的差异，并发现区域制度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法律体系方面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积极调节治理作用的管理权益所有权[11]。Debora Jeske和 Carolyn M. Axtell（2015）讨论了在“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如何增加在中小企业中采用电子实习与发展有关在电子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全球以及竞争力的人才需要[12]。J Clegg、HM Lin、H Voss、IF Yen和TS Yi（2016）联合发表上研究了对于中国企业OFDI模式和企业绩效起到调节作用的多国战略和外部因素的论文[13]。同年，D Fiaschi、E Giuliani和F Nieri（2016）发现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有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会带来更高的投资水平和新闻自由[14]。Wladimir Andreff和Madeleine Andreff（2017）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国市场规模，增长速度以及技术变量：OFDI随着本国经济科学家人数的增加而下降，随着 高科技产品在整体出口中的份额，表现出消极的技术差距[15]。
（二）国内研究综述
潘岳（1998）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新特征，分析了港澳台中资企业发展前景，比较了国际投资政策，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提出系列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16]。赵伟、严浩坤（2003）认为中国企业实际发生的对外投资要远大于官方的统计数据[17]。成惠芳（2004）等学者在本国ODI 区位选择的研究上，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策略的因素。卢力平(200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一书中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及国际比较，还讨论了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五大观点[18]。同年，刘迎秋、张亮和魏政（2009）指出我国“走出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开展出口业务“走出去”竞争力较强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少,生产产品附加值较低[19]。赵伟和江东（2010）在浙江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指出，ODI 对国内典型区域的产业升级有一定正效应, 且与区域ODI规模呈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0]。Kuang-Hann Chou、Chien-Hsun Chen和Chao-Cheng Mai（2011）在研究中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探讨第三国效应和经济影响以求整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21]。杨欢、吴殿廷和王三三（2012）将中国“走出去”划分为企业“走出去”为主阶段、行业“走出去”为主阶段和文化“走出去”为主阶段等三个阶段，从“走出去”的目标、“走出去”的重点领域和地域，以及“走出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不同方面论述了走出去的策略[22]。仇焕广、陈瑞剑、廖绍攀和蔡亚庆（2013）在研究中国农业企业的现状时提出，目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主要以租地、购地和直接农业种植为主; “走出去”企业不仅受限于自身能力缺失，还受到国内体制和政策限制以及东道国政策环境制约[23]。戴翔（2014）利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发现投资于“走出去”服务业的企业生产率均值高于未“走出去”的企业，而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在“走出去”的生产率有着正向影响[24]。廖萌（2015）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领域是基础设施，核心目标是投资贸易合作，重要抓手是产业合作，金融支持是“一金一行”[25]。沈志远（2017）在论文中表示我国税务部门应加强与沿线各国税收协定的谈签、修改、宣传与执行力度,引入仲裁条款、完善间接抵免法、适时签订税收饶让条款,帮助'走出去'中国企业解决在沿线各国遇到的税务争议,维护其在沿线各国开展投资活动的合法税收权益[26]。冀相豹和王大莉（2017）在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全面分析金融错配、政府补贴对中国 OFDI 的影响，并使用企业数据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27]。刘震(2017)认为企业顺梯度 OFDI 对其经济效应影响包括成本差距机制、资本反馈机制以及挤出效应机制，前两个机制具有正向效应，第三个机制为负向效应[28]。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