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2022-03-07 23:09:14

制度变迁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中，FDI的流入被视为东道国资本存量的增加，FDI与国内资本不存在太大的差异性，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国内资本作用是一样的。如Chenery和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理论认为，FDI通过弥补资金缺口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存在结构刚性，东道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国内资源不足的制约，因此引进外资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

然而，双缺口模型忽视了技术外溢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Richard Caves（1974）明确提出了FDI的技术外溢问题，被认为是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先驱之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P.Romer和R.Lucas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理论上能够得到充分体现，FDI存在多种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从此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Balasubramanyam等人(1996）指出，如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被看作是内生的，FDI被认为是资本存量、技术诀窍和相关技术的组合，那么在理论分析中FDI就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经济增长。E.Borensztein等人(1998)基于R.Barro和Sala-I-Martin(1997)的理论模型，用69个发展中国家在20年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论证了FDI是技术转让的重要渠道，对促进技术转移具有积极作用。De Mello(1999)也认为，一方面通过FDI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培训员工等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新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一些经济增长的特征化现实以及具有的丰富的政策内涵，但是，在新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仍然被看作是外生决定的因素，这样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制度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分析之外。形成于20世纪70~80年代之间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研究结合起来，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Schultz指出，“大多数执行经济职能的制度却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的需求的反应”，即大量的重要制度都可以写成经济增长函数的变量，这样制度就内在地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一国所处的不同制度背景是用来解释这个国家经济增长或者停滞原因的一个关键因素(Olson，1996;Easterly，2001)。

FDI流入东道国，使得跨国公司成为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主体之一。无论是小型的家庭式企业、国内大中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协调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一种组织形式，各种形式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在于它们包含着不同的契约规则、激励方式和控制手段。那么，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对东道国的企业和政府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带来制度变迁效应。对于企业方面，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示范效应和外溢效应促使国内企业改革自身不适宜的制度范式，推动了产权清晰、激励机制有效和控制手段合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对于政府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进一步增加了本国与国外的经济联系，使得东道国的开放程度逐渐提高，为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市场有序竞争，政府设计出一套产权规则，并且在产权框架下发展出一系列旨在增进绩效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事实上，政府在产权制度、投资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外贸制度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在国内创造了更好的并且更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些制度因素的演变是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发展所需要的，FDI流人则从需求方面加快了进程的推进。总之，FDI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导致制度供求不均衡，促进制度变迁进而产生制度绩效。

（二）国内文献综述

对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研究基本沿着以下几条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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