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企高管薪酬与政府薪酬管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共同推动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在高收入群体中，国企高管因长期享受高官员地位和高市场薪酬的待遇而备受关注（张楠和卢洪友，2017）。国企改革一直在密切关注和讨论如何能够合理地安排高管薪酬，而薪酬管制政策的出现为这个困扰民众许久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刘星和台文志，2020）。
薪酬管制，是指人为干预高管薪酬的制定过程，通过外在的契约，实现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性的目的（徐细雄和刘星，2013）。薪酬管制与我国经济体制和国企特点紧密相关，长久以来，国企高管的薪酬与业绩相关联，薪酬激励体系逐渐建立(Firth et al., 2007)，尽管这项政策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让国企高管尽可能地施展他们的才能，从而提升企业业绩，但是高管的过高薪酬已经引起了学术界以及社会群众的争议（张宏亮等，2018）。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企业绩持续下滑，但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因此，学者以及社会民众都开始对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定表示不满（王新和毛慧贞，2012）。此外，国企高管与其他一般员工之间较明显的薪酬差距会打压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极大地损伤国企的经营效率（王靖宇和刘红霞，2020）。
为解决国企高管过高薪酬问题，减少员工间的薪酬差距，我国于2015年发布《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这一史上最严“限薪令”。此次“限薪令”规定所有央企负责人年薪都被限制在60万以下，同时将高管薪酬划分为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与任期激励三部分，其中基本年薪不可以超过上年度省属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年薪的两倍，绩效年薪不可以超过基本年薪的两倍，任期激励不可以超过薪酬总额的30%。杨青等（201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限薪令”降低了中央国有企业高管的实际薪酬水平,并缩小了高管与其他一般员工的薪酬差距。杨阳等（2019）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出，自2015年“限薪令”开始施行后，国有企业高管的人均薪酬出现显著下跌，2015年平均下降了10.82%，2016年平均下降幅度则为22.6%。由此说明，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抑制高管薪酬的快速上涨，还能阻止与一般员工薪酬差距的过分拉大。
二、薪酬管制与审计风险
目前，有关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研究逐渐增多,大多数的文章选择从信息披露、与在职消费的关系以及有效性（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徐细雄和刘星，2013）等角度对薪酬管制政策展开研究。然而，大部分的文章仅驻足于薪酬管制政策,很少有学者从薪酬管制对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的影响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在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研究层面，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是从代理冲突或公司财务风险的角度展开进行（Donohoe and Knechel，2014；Chen et al.，2016），却极少关注到政府行为的作用。
两权分离制度下高管与控股股东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代理问题，而外部审计能达到有效地减少代理成本以及规制利益冲突的效果。信息不对称使政府难以有效监督国企经理人的行为(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而对高管实施薪酬激励是缓解代理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Jensen and Meckling，1976），“限薪令”施行前，在国企高管的薪酬与业绩相关联的背景下，高管可能滥用权利操纵企业业绩来获得更高的薪酬（张娟和黄志忠，2014）。例如，薪酬业绩关联会诱使管理层依靠其在公司中的话语权和地位，通过进行盈余管理，对企业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调整，为自身攫取利益（Watts and Zimmerman，1978）。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给审计工作人员的信息搜寻工作存造成了较大的阻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审计师在完成审计工作时面临重重困难，从而使审计师面临更大的审计风险（柳木华和雷霄，2020）。
此外，出于自利动机，经理人通常还会通过其他途径为自己牟取私利（吕峻，2019）。例如，高管往往冲动地进行过度投资活动，且薪酬激励水平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高管薪酬激励水平越高,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越严重（简建辉等，2011）。过度投资，通过给予高管更多资本，从而使其能够从中收获更多回报，但会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使审计师面临更高的审计风险与不确定性（詹雷和王瑶瑶，2013）。
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破坏了薪酬激励体制，切断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实施诸如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等活动的水平下降（张楠和卢洪友，2017），因此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下降，而审计费用和审计投入是常见的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王西子和吴联生，2020）。审计费用是审计师对企业审计服务的收费，审计投入是审计师耗费的项目审计工时，两者皆是审计师综合考虑了审计成本、审计质量和审计风险等方面因素后选择的结果。审计风险越高，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高的审计收费，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等方式弥补风险溢价（陈宋生和田至立，2019；宋希亮和吴紫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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