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完善路径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在疫情防控之中，以个人信息为载体的大数据抗疫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非法获取、使用和泄露风险。目前国内外研究已有相当发展。国外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成果丰硕，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以美国的分散立法模式，欧洲的统一立法模式和日本的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为典型。国内学者对于个人信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积极作用和个人信息保护所存在的现实不足有多数相通的认识，但在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概念，权利内容，法律特性，救济途径等方面仍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疫情防控；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制度规范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人类社会正迈入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信息作为“21世纪的石油”，正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电子政务、电子服务也因此得以广泛融入政府组织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个人信息是指由国家法定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在危机管理过程当中为履行危机管理职能所收集到的自然人的基本识别信息，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及与疫情相关的个人健康信息、个人行动轨迹信息等；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个人信息的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同时也加剧了个人信息的泄露和非法使用风险的增加。伴随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受损事件的不断恶性演化，公民对与自身信息安全的呼声和要求日趋激烈，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各自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但因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制度文化背景和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国情不一，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
一、国内研究现状
现代信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得以使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在日常办公，信息收集与发布、公共管理等诸多事务上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同时，国家信息体系建设亦在多方重视之下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对于重大疫情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早已引起国内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
个人信息权是疫情背景下完善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权利基础。目前国内关于“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人格权”尚存在争议。学者宋才发（2021）援引《民法典》第 109条、110条关于“自然人”两种人格权的规定与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相比较而言，指明了“个人信息利益是一项独立的人格利益”，而不属于“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中的任何一种，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化、法治化实际是为了满足人格权维护的需要”的观点。学者雷刚（2021）则进一步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个人信息权分为知情权和信息自决权两部分,并指明目前粗放的公布方式加剧了这两部分权利在被社会“实时窥探”的特殊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2]面对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之间的紧密联系，学者高平（2021）梳理了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演进脉络，阐述了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私法界定。学者王利明（2021）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及其与隐私之间的关联的研究，提出应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剥离其与隐私权的附属关系，以私法保护为中心进行专门立法。立足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立法现状，学者郑维炜（2020）指出《民法典》在个人信息保护为法益保护还是权利保护方面尚不明确，未来完善路径应侧重《民法典》人格权编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条文之间的相互协调，互为补充。[5]申卫星（2020）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旨在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个人信息利用”，并披露了对个人信息进行法益型保护的倾向，同时梳理了立法历程，表明我国已构建了一套以个人信息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个人信息权已经形成了以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能、获取权能、异议更正权能、拒绝权能、删除权能等核心权能的权利体系。[7] 学者朱方彬、宋宗宇（2020）在全面总结了我国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规范的碎片化、效力层级低等问题的基础上，针对“责任主体”、“立法规范”、“多元保护”、“诉讼管辖”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但不可否认，个人信息数据的确在政府应对本次重大疫情，履行危机管理职能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我国学者林鸿潮（2020）将个人信息利用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功能具体概括为在“突发事件的预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危险源的识别和个体行为的控制”、“突发事件演变的阶段和趋势的研判”[8]四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样，学者李伟（2021）也指出了个人信息获取在疫情防控中的必要性和在人流监测、成本节省方面的有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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