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现代意义上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出现在十七世纪。从政治上来说，最惠国条款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歧视，从而减少各国之间的对立，消除各国之间的冲突。从经济上来说，最惠国待遇条款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制度性的障碍，并尽量减少制度的成本。在现代国家的投资实践中，东道国通常承诺给予投资者和最惠国待遇，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最惠国待遇条款作为国际投资法的核心条款，几乎所有签订的双边或者多边的投资协定中，都对最惠国待遇进行了规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并未产生争议。投资仲裁实践中一直奉行着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的实体与程序之分的默示共识，即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适用于投资实体待遇，但不能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而随着国际投资迅速发展，其适用范围开始变得模糊，甚至出现了争议。
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实体和程序之分的共识自2000年的“墨菲兹尼诉西班牙”一案开始受到了挑战，这一案例的裁决也受到了此后仲裁庭的效仿。在2005年“帕拉玛诉保加利亚案”裁决后，“墨菲兹尼案”代表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的实践受到了质疑。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但到目前为止，最惠国条款是否可以用于解决投资争议，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的争论和冲突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本文拟着重讨论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中适用的结果，现对相关文献整理与评述如下：
一、最惠国待遇条款相关理论基础的研究
（一）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历史探究
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历史起源，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萌芽于13世纪，如学者袁绍举认为追溯其历史，最惠国待遇条款萌芽于13世纪的一条具有最惠国待遇性质的条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其缔结的一个条约中，将给予比萨，热那亚的权利同样的给予了马赛市。现代意义上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则出现在17世纪。而在学者王路路的研究中指出，最惠国待遇的萌芽发生于11世纪，最初是为了争取平等的市场地位才产生的。与现代意义上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不同的是，在当时，最惠国待遇都是授予特定的城邦或是商人的，而不是授予国家的。2000年ICSID就Maffezini诉西班牙一案50的裁决首次认定最惠国待遇条款对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可适用性，从而触发了多年来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讨论，引发了对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由实体事项向程序事项扩展的研究。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定义
在对最惠国待遇条款定义的研究方面，学者师华、崔一等认为，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第30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草案)第5条的规定，最惠国待遇通常是指“授予国给予受惠国或与之有确定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不低于授予国给予第三国或与之有同于上述关系的人或事的待遇”。通常各国在各自的BIT中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条款，这种规定授予国与受惠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称之为“基础条约”；而作为最惠国待遇援引参照的标准条约，由授予国与受惠国之外的第三国签订的条约称之为“第三方条约”。在其他学者的论述中，通常也是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草案）》第四条和第五条作为解释最惠国待遇条款本质和内涵的基础。
二、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问题的研究
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能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学者林霓莹、王楠在文章中指出这一问题涉及到对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解释。因双边投资协定在有关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表述上的千差万别，以及高度概括性，所以常常出现投资者利用该表述的模糊性以及不确定性，试图回避本该适用的条约规范，从而选择更为利于自己的条款。投资者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选择适用其他双边投资协定中更为优惠的规定就是其中一种。导致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程序方面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了授予国与受惠国之外的第三方签订的条约，即更加优惠于基础条约中所提供的待遇，并对授予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此类研究成果总体上分为三种观点，即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适用于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程序性问题中，支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谈到了对于在程序性问题上扩张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时应当进行一定的限制。如学者王楠、林霓莹、刘颖均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现有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用语并不一致,对其解释亦不能一概而论。最惠国待遇条款作为一项灵活的政策工具，如果根据国际投资区别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性质对其加以解释和适用，那么将合理地实现其功能，使之不至于过时。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是所必须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即条约的文本、上下文及目的和宗旨，这三个解释的主要因素间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