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对历史小说叙事文本的虚构、改写与重构文献综述
摘要：张大春作为台湾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内蕴丰富，风格多变，有着独特的文学魅力，这和张大春特有的小说创作技法与文学创作观念密切相关。本文将对学界关于张大春的文学创作及其对中国传统历史小说文本的创新发展研究情况作一个整理综述。
关键词：张大春； 《大唐李白》； 小说； 叙事文本
一、文献综述
张大春自进入文坛以来，创作不断，逐渐成为了台湾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小说创作的形式、内容和技巧上，张大春总是在不断地尝试改变和创新。近年来他将重心转向了历史书写，已出版《大唐李白》系列三部曲，在对西方小说技法进行发展的同时，也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技巧，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张大春所书写出的丰富文本资料，加上学者们的细心钻研、探究所取得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其个人写作的独创性以及在《大唐李白》系列中对传统历史小说叙述文本的虚构、改写与重构提供了重要借鉴参考，并且在小说整体结构和信息素材的提取、串联、改编写重构和整体把握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研究价值。
张大春的文学创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直至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最初的谎言书写、新闻政治小说、后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成长小说及家族史书写等阶段，再回归到中国传统叙事风格的文学，例如创新的笔记体、说书体小说等。四十余年来，学界对张大春小说创作的研究未曾间断，这些研究主要从创作内容、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的意义与创新价值等多个维度展开。随着张大春在台湾文坛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学者、文学评论家们对其小说作品乃至文学创作理论都有了更丰富、更多元的评价和观点。从整体上看，目前对张大春小说创作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对张大春小说创作风格的研究。张大春的文学创作涉猎范围广，写作风格多变，文风独特戏谑，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张氏腔调。张大春小说创作的丰厚成果与多变的风格也带来了多样的研究方向。学界对张大春文学创作风格的研究可参考王方方的《论张大春小说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一文。在论文中王方方将张大春的创作阶段进行了总体归类，并概括为谎言书写风格、后现代试验风格、传统的继承回归风格以及历史书写风格四大类，在对相关作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张大春小说风格的多样性。1978年张大春发表的小说《鸡翎图》是一部极具写实风格的作品。当时正值乡土文学思潮盛行，张大春的创作取材也多来源于身边和当下现实生活。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写实主义不断受到质疑，加上外国各种文学新思潮的冲击，台湾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多种新思潮的影响，张大春在小说创作技法上深受米兰·昆德拉、安贝托·艾柯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的影响，将各种话语元素融入文本，借助小说叙述技巧融真实与谎言为一体，体现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这在他198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公寓导游》和198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中有着集中体现。同时他不满足于反映当下生活，而对历史和政治提出大胆质疑，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例如在九十年代吸纳西方小说技法进行的文学创作中，张大春先后出版了讽刺政治现实的作品《大说谎家》、《撒谎的信徒》和《没人写信给上校》，反映政治现实。此后，张大春又以一种另类姿态对于象征家庭权威的“父”展开戏谑书写，创作出不一样的“成长小说”。但就在2003年出版的家族史《聆听父亲》中，张大春又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惊喜。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张大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写作模式，不仅将西方后现代的各种小说创作技法加以融合，还将它们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元素相融合，既借鉴了外国文学中的精髓，又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养分，将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王方方还在文中提到，以近几年《大唐李白》三部曲的出版为标志，张大春开创了自己的历史写作风格[1]。认为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张大春没有拘泥于史书的记载，而是带领读者去探寻大唐繁盛的历史背景下李白的生平轶事，生动地展现了“历史是一面不平整的镜子”的历史写作风格。这一点的提出对于理解张大春《大唐李白》系列作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是对张大春小说创作某一阶段作品的研究。正是由于张大春小说创作的成果之多、内容风格之多样，学界对其各个创作分期或某一类作品创作风格进行研究的论文成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陶翔的硕士论文《论张大春小说的“谎言书写”》中着重解读了张大春的“谎言书写”风格。陶翔从张大春创作的整体格局出发，联系作者身处的家庭背景与时代背景，分析其写作的基调——“谎言书写”，并在此基础上联系张大春的文学创作理论，将作品与理论相结合，具体剖析张大春独特精妙的“谎言书写”风格。张大春对自己文学创作理念的阐述多集中于《小说稗类》一书中。而陶翔则将张大春小说作品与其文学理论中的小说的本体论、主体说等文章相结合，指张大春的腔调是一个“说谎者”,是用小说这个“真实的虚构世界”去搅乱原有的世界，让读者在虚构出的世界中仍保有真实的记忆，再从小说的虚构世界中脱身，并将虚构世界的记忆带回真实世界之中，最终使真相复现[2]。张腾云的硕士论文《历史与小说的双重悖论》一文中，先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历史”与“小说”的悖论，并就此作为切入张大春小说创作的契机。文章着重分析了张大春家族小说《聆听父亲》与个人心灵史《城邦暴力团》中所书写的情感，以此勘探张大春的心路历程，并将家族记忆、个人经历等对其观念的塑造作为影响他小说创作的重要因素。而在这种影响下，张腾云认为，谎言与政治并非张大春书写的内核，穿越谎言与政治迷雾背后的“人”才是张大春文学创作中所要凸显的[3]。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与以往研究截然不同的心灵世界。
三是基于不同角度对张大春作品的研究。张大春作品的丰富内蕴与多样形式引起了学者们的多元探讨。许秀华的硕士论文《论台湾后设小说的叙述转变》主要是从后设小说的角度去探讨张大春的小说文本,在论文中，许秀华还由此分析探讨了台湾后设小说从张大春到骆以军的叙述转变。这种讨论也大多着眼于某一阶段或某几部作品展开。秦潇的硕士论文《接驳时空的文字——张大春小说叙事研究》则是运用了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结合张大春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多部小说作品，探讨张大春小说创作的叙事技巧。在文章中秦潇着重分析了张大春小说中对西方现代叙事技巧的掌握以及对中国传统叙事手法的应用，并以张大春的长篇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为重点讨论文本，分析其叙事手法的多样性，进而整体论述张大春小说的创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