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推拿》是当代作家毕飞宇创作的长篇小说，2008年9月首次出版。《推拿》讲述的是某推拿中心一群盲人的情感、责任、尊严和梦想的生活故事。《推拿》是一部关于“尊严”的小说，毕飞宇以小说的方式，表达着盲人的自强、自爱、自重、自尊。2011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该书改编成的同名电影《推拿》上映。2019年9月23日，《推拿》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笔者在调查参考原著作和与《推拿》相关的论文及部分期刊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15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写成了本文。这些参考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推拿》，加深了笔者对这部作品的了解，对最终写成《论毕飞宇lt;推拿gt;的底层叙事策略》有很大的帮助。
《推拿》围绕着“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一群盲人推拿师展开。推拿中心里每一个盲人推拿师或多或少都有一段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生活。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自我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可能的尊重，他们殚精竭虑。身体强壮的王大夫，为游手好闲的弟弟划开了自己的胸膛，鲜血、自尊和耻辱一起喷薄而出。音乐天才都红如同传说中的自乐师一般，任何曲调和旋律，她听过就能哼唱，能弹奏。音乐对于她，就如同鱼会游泳，鸟会飞翔一样，是一种本能。然而，自乐师到了社会的大舞台上，得到的却是廉价的怜悯和同情。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她宁可抛弃自己的音乐天赋，中途改学并不擅长的推拿，也不肯充当别人同情的对象。而张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剧，幼年被威肋、所包裹的人生，让他永远处于被毒死的恐惧之中。
先从作者来看，作为评论毕飞宇的第一人，黄毓璜于1993年在《春意阑珊半山腰--谈毕 飞宇近期小说》中，通过对毕飞宇已经发表的四篇小说进行评析，认为“毕飞宇是站在lsquo;特殊rsquo;和lsquo;普通rsquo;之间，站在lsquo;偶然rsquo;和lsquo;必然rsquo;之间，虽然难免会使他于领衔地位和轰动无缘，但或许也因此使他能够在时间的延续中经受住生活和艺术的双重要求和检验”。“从毕飞宇之后的创作来看，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1995年,葛红兵发表《文化乌托邦和拟历史一毕 飞宇小说论》，这篇文章是毕飞宇小说研究的先锋，也是最早的综合性论述毕飞宇作品的成果。他将毕飞字的小说以题材的差异分为两大类:- -是写现实的破碎状态，如《驾纸飞机飞行》、《没有再见》等，认为毕飞宇以当代知识分子心态为突入口，揭示出都市人播摆于肉欲与灵魂、情爱与物欲、亢奋与消沉、坦露与欺骗之间的尴尬状态:另- -类以历史题材为主线，即“拟历史小说”，如《叙事》、《楚水》、《孤岛》等，认为这些小说大多在一个特异的时空背景上展示一个奇橘的故事，渗透其中的是毕飞宇关于人性与金钱、人性与肉欲、人性与权利的思考，另外，他还指出《五月九日和十日》体现了毕飞宇“学者化的思辨语言”，是个不错的作品。“在其综论的基础上，汪政、晓华也充分肯定了毕飞宇，认为他是一位潜力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作者，褒扬了《叙事》及《雨天的棉花糖》等作品，指出了他对形而上的热情，认为“这是一位潜力丰富而充满活力的作者”。吴义勤在《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一毕飞宇论》中更为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毕飞宇的创作,是毕飞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他认为毕飞字是“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其创作的总体风格是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具象，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实与梦幻的高度和谐与交融，此外，还觉得毕飞宇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生代作家，他的“新”是与他的“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不是一个“夸张”、“激进'的作家，在他的文本中既没有新生代作家所谓“欲望化”叙事的特征，也没有前期新潮作家“玩弄技术”的倾向。即使他的“形而上”，也都是以一种通俗直白的语言呈现出来的，不但没有西化哲学的晦涩难懂，且还具有着与世俗人生息息相关的感性特质。总之，虽然这一阶段的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多，但是在质量上值得肯定。他们对作品的准确梳理，对审美特征的到位把握，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分析近些年《推拿》的研究资料，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宏观上结合毕飞宇其他小说分析《推拿》与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多角度深入分析《推拿》，有的学者着重探讨作品的主旨，有的学者论述作品的叙事结构，有的学者研究作品的艺术特色，可以说研究的内容五花八门，却又莫衷一是。立足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重要文献进行梳理，有助于对《推拿》的底层叙事策略进行全方位的把握，以便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
从宏观上来看，有许多将毕飞宇以及底层叙事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比如洪治纲在2007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的《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提到这些小说之所以让人难以释怀, 正是它们以有效的叙事控制, 赋予了苦难以巨大温情和无边的悲悯, 赋予了人物以关怀、爱和救赎, 使我们在那些不幸和苦难的叙事中心生一种怀想, 一种对不幸命运的敬畏, 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同样，李云雷2008年出版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的《2007:“底层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底层文学可以现代主义式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 而不一定是粗糙、简单或公式化的, 也不一定是“现实主义”的, 同时“先锋小说”不应只局限于形式以及内心世界的探索, 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灵感, 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与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在对叙事视角方面，李攻明指出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以“我”为中心，搭建起了区别于传统第一人称的独特叙事视角，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小说，“我”作为叙事视角的中心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叙事视角与主题呈现方面，作家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了不同类型的群体人物形象来作为视角设置与调控的载体。同时，不同属性的视角载体在统一叙事视角的管辖下对小说的主题呈现起到促进深化的作用。在叙事视角与语言表达方面，作家凭借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突破了语言传统的藩篱，在开拓视角艺术疆土的同时，以创作实绩最大限度地诠释着自己对小说语言艺术的执着追求。凭借着智慧而扎实的叙事视角建构，毕飞宇小说在文本的“话语”层面与“故事”层面之间游走如风，使两者相得益彰，和谐平衡。
在微观上对《推拿》的分析研究主要围绕主题的多重解读、叙事伦理、人物具体形象的塑造、边缘人生的含义以及人格书写等方面论述。安姝媛论毕飞宇小说《推拿》中的边缘人生《文学教育(上)》, 2018（2）认为毕飞宇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一群盲人推拿师的身上, 用真切的文字展现他们身处社会边缘的痛苦生活, 剖析他们隐秘而幽微的心理, 毕飞宇以平等的姿态让我们感受到盲人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不需要高高在上的同情, 需要的是被尊重和关注的精神世界。张莉：日常的尊严——毕飞宇《推拿》的叙事伦理，《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指出毕飞宇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刹那间的美好和幸福, 清冷和疼痛, 他的小说体贴地讲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生活的微小点滴, 以及与这“微小”伴随的光泽。王东凯：论毕飞宇《推拿》对当代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启示，《枣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中提到，如何面对弱势群体以及如何书写苦难是目前中国底层文学面临的严峻问题, 《推拿》对人物尊严与平等的书写, 为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示范意义。王春林：“法心灵”的日常化叙事——读《推拿》兼及毕飞宇小说的文体特征，《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6期。我们看到作者是从单线人物结构、叙述节奏与心理节奏同构、细节描写的心灵化三方面去肯定毕飞宇小说《推拿》的文学价值。还有傅敏,李坤玉：《推拿》的人格书写，《文学教育（中）》,2012年第5期。中有这么一句话：平等是人类社会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的一种权利, 主要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具有相等地位, 享有相等待遇, 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残疾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也应该拥有这份权利。从正面来看, 盲人群体对爱情、友情的体验、事业的追求、责任的担当等这些方面, 他们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人没有任何不一样之处, 他们追求着情感需求平等。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 以及无私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心的情感。通过对小说人物对待爱情的态度, 以及恋爱故事的描述, 向广大读者展示出他们与所谓的正常人的共同之处, 从而说明他们和正常人在人的情感需求上没有区别。最后，张慎,钟义荣：体贴与审视个体生命的“泛悲剧”处境——毕飞宇中短篇小说文体论，《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主要研究了走向个体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拷问、理性控制下的叙事结构与节奏、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细节与意象、丰富多样的文体创造四个角度着重分析。
通过以上对《推拿》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各位学者对这部作品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综述，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好的解读作品，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研究开阔思路，尝试不同的角度，使自己的研究更具特色。所以，从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入手，笔者力图通过作品中盲人群体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生活处境进行详细的解析，从而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挖掘《推拿》的内在意蕴与时代精神和文学史意义
学术界关于毕飞宇与其作品《推拿》的相关研究有很多，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毕飞宇长篇小说《推拿》的底层叙事策略方面的研究，虽然有一定成果，但是缺少系统性的研究的文章。本文拟从底层叙事策略层面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进行全面的叙事方面的研究，深刻领会作品的内涵。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可能写得不是很周详，但仍会努力完善，尽力写好，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论文能有所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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