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以《大淖记事》、《受戒》为例的文献综述
汪曾祺可谓是中国当代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文字里流淌着坚韧而特别的精神灵魂。1980年代初期，汪曾祺复出文坛， 以《受戒》、《大掉记事》 等“让读者感到陌生，也让批评家们感到陌生”的小说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注意，80年代中期开始，对汪曾祺的相关研究持续开温，研究文章常见于文史哲各类期刊，从知网统计看。近三十多年来。大约有上千篇之多，从最初每年几篇，到年代后期每年几十篇， 再到这几年每年上百篇。研究热度有增无减，至今方兴未艾，其中对他小说语言的研究是对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在CNKI搜索主题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论文，1980至1990 年只有3篇，1990 至2000年有24篇，2000至今有141篇，其研究的深度、广度、繁盛程度可见一斑。 但同样笔者也发现该研究存在同质化的问题，过度研究和缺位研究状况并存。本文就汪曾祺小说语言研究的一些代表作成果或新观点进行梳理整合，总结和呈现研究的新变化，并提出研究中有待改进之处。
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风格和基本特征
周全星从汪曾祺语言的诗化、散文化、语言的素朴雅致、以及语言的简洁和谐四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的小说语言风格和基本特征。他认为：汪曾祺崇尚自然，反对雕饰的创作心态使其笔触清新、韵味深厚，语言简洁传神。而且，他的语言包含首浓郁的“京味”。实际上是民族的特色。他还举了《受戒》中小和尚和小姑娘英子之间纯真爱情的描写以及《大淖记事》中对姑娘巧云和小伙十一子之间奇诡美丽的爱情的描写来说明汪曾祺语言白描的妙处。貌似漫不经心实则用以深刻，素朴之中见功夫，他的小说从平凡中精选、提纯和升华，并运用素朴而独到的语言进行铺陈，就显得十分精致，突显出他语言的“素雅”、“精准”的风格。王彦锐对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也进行了总结，认为其小说具有美学的风貌，体现出平淡自然，“真”、 “简”、“散' 的语言风格。许徐认为汪曾祺语言的这种简单是有流荡之美的，是自由而天然的。
大部分笔者认为汪曾祺的语言文字精心雕琢，注重组织文学，追求一种清新淡泊、平静自然的语言风格。在朱艳玲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学评论中。她还提到了一些细节方面：汪曾祺在排列小说的语言时均是采用大量的隔断和跳跃，尤其喜欢采用短句， 这样就使小说的语言显得剔透、空灵。相比于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他在小说的用词方面更强调书卷气，在淡薄雅致中多了一份别样的韵味。王晶对于汪曾祺语言的这种韵味称之为具有独持的美，这种美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1、摹声悦耳的听觉语言呈现音乐美 2.神形逼真的视觉语言呈现绘画美 3、有情有味的语言呈现意境美。三美是并存交织，相互渗透又互相融合，这是汪曾祺语言的特殊之处。
一些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和总体特征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研究视野进一步开拓，如孙炼强调了汪曾祺小说语言中的民俗风情、俗语的运用，民俗艺术的审美。周志强称汪曾祺的语言为“现代韵白”，在汪曾祺的小说里，他的语言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
二、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及其价值
正如汪曾祺所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不少笔者对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念研究有兴趣。肖莉就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包含的“语音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进行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管窥出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并将汪曾祺小说语言观放在“语言本体观”。成为20纪“语言学转向”中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话语这一背景之下。说明其语言本体观不再将小说语言作为工具，而是将小说语言视为小说内容、文化、风格的组成部分，语言是小说本体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
谈到汪曾祺小说语言观念的价值，肖莉在文章中提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正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小说文体的自觉和小说语言观的转向，即小说语言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杨学民、李勇忠则阐述了汪曾祺语言观在现代语言观的价值，“他以小说语言本体论替代了小说语言的工具论”，“比较合理地处理了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的资源问题，提出资证的小说语言发展观。有效地矫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但寻求到了小说语言创造的泛资源，而且提出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创造文学化的小说语言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小说语言应具有的特点”。刘东方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分析汪曾祺语言的价值。他认为汪曾祺形象地表明了语言和思想的一体性及不可剥离性，语言已不再是传达思想的载体，而成了文学本身。这是对现代文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的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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