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机为目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历来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或单纯研究其变法内容，或单纯研究其文学作品，本篇结合政论散文作品及其时代背景，系统研究分析其文学作品中变法思想的体现。
在国内外的主要同类研究中，主要是对王安石的文学作品、思想或者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分析，虽然或多或少结合两者，但从根本上而言，主要都是对一方面进行阐述，而没有具体结合变法与散文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对王安石散文与变法的关系，缺少对比研究。国内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从王安石的作品角度出发，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八大家而著称，分析其文学作品，论述其文学思想；二是从其变法实际出发，分析其变法思维。王安石作为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闻名的改革家，其政治成就要远大于文学成就，国内注重对其变法研究，从政治角度分析其变法思想。这些研究都比较深入，而且分类更细，对研究王安石本人以及其作品、思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些角度却忽略了将其文学作品与变法相结合进行对比研究这一点，虽然在对其文学作品研究中或多或少能够提及其变法思想，但毕竟不是具体地去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国内外研究中，这个主题还是比较少的。
例如从其文学思想层面来看，如史俊杰在《王安石诗文言志思想研究》中主要对其文学作品的有关诗言志思想方面的研究现状以及不足之处进行重点论述，论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其诗文言志中贤人失志、自述怀抱、表见德性等基本内涵，第二部分介绍王安石诗文言志思想具有强调儒家政治现实功用，偏重道德教化和抒发个人情怀的特征，第三部分探究其诗文言志思想的理论渊源、家学渊源、文学渊源和政治渊源。国内外对其文学思想，特别是诗文言志思想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故作者结合已有成果、掌握的文献资料以及对王安石的理解，对王安石的诗文言志思想做了客观全面的探讨。
而在董刚的《论王安石文学思想之嬗变》中，则将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分为前后期，前期在承袭传统文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立足于经学和政治的立场，以功利性、实用性论文，强调文学的教化宣传功能，甚至直接将文学当成政治的传声筒。而在晚年，则以“诗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这一诗歌定义为中心，将批评重心转移到诗歌本身，对“诗之所以为诗”、诗歌创作中诸多艺术表现技巧、创作法则、历代诗人的品鉴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精辟的论述，开启了江西派论诗之先河。全作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其诗作的渊源，对前人诗论的继承；第二部分则论述其前期文学思想的核心，为“本经术以论文”；第三部分论述其晚年的文学思想核心，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全文其实就是分析了王安石的整个文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其中在早年的文学思想中便包含了变法思想，但更侧重于文学层面的研究割断了其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要深入研究其思想变化，离不开其现实的经历，这就是不足所在。
从王安石的变法思维层面来看，如在魏福明的《“尚变者，天道也”——王安石政治哲学研究》中，作者论证王安石作为集事功和道德文章于一身的伊周式政治人才，必有其卓越的哲学见解。全文从天道尚变、因时而变和王霸之辨三个角度入手，具体分析其政治思维的渊源构建，从“天道尚变”和“新故相除”的观念出发,说明了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并进而形成了“因时而变”的历史进化论,以此为基础,论证了“法先王之道”与“法先王之意”相统一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揭示了历史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从而得出“祖宗不足法”的必然结论，这便决定了王安石能够从天道观和历史观的高度思考道德问题，思考改革大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而为其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提供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角度独到新颖，展现出变法的不同层面。例如宋正英的《王安石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中，文章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义利之辨”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话题。王安石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义利之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在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的双重努力,将“义利之辨”推向一个新高潮。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北宋社会现实催生的产物。北宋统治者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弱化官员职权,增设官职,收拢兵权,实施募兵制等一系列举措,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等现象。由于国家可以用来分配的土地不足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均田制被废弃,使部分劳动者从封建土地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王安石义利观回应的一个重要社会现实。面对北宋重重社会问题,为了改变国家现状,教化引导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王安石编撰了《三经新义》,一度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影响着国家治理和民众思想,为义利观的创新阐释做了思想舆论铺垫。人性论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安石在其《原性》、《性情》、《性说》等文章中对人性问题作了详尽表述,成为王安石提出义利观的理论基石,他对人性论的展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性善论、性无善无恶和性有善有恶。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很多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述,儒家普遍高扬义的至上性而忽略利的作用,法家则与儒家背道而驰,重视从利着眼而不大力倡导义,道家认为义与利都是无关紧要的,墨家则认为义和利是同等重要的。王安石根据北宋的政治环境、经济现状、文化背景,拓展了“义”和“利”的内涵,把“义”定义为理财、富国、利民,把“利”区分为公利和私利,并提出义利关系是义利统一、以义理财。在“义”的概念解读中,王安石根据当时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而扩展“义”的内涵,体现了其思想的时代性、灵活性,理财、富国、利民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体现了功利主义的时代精神;在“利”的定义中,王安石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更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利益的正名,这也是趋近人性的表现,当个人的合理利益得到满足,更有利于国家对百姓的教化,对国家的安定有促进作用。王安石的义利观不光局限在理论层面,还运用到国家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在熙宁变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当今社会,对王安石的义利观创造性转化,可以通过借鉴人性论的教化作用,匡正人们对义利关系问题的偏颇理解。在实践层面,汲取义利并重观点中的积极因素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期许提供启发和帮助。
而在魏海岩的《王安石变法中的宣传斗争研究》中，作者别开生面地从其宣传角度入手，对其变法过程中的宣传斗争进行论述，着重于变法的宣传。分析王安石的宣传观与教化有密切关系，一是王安石认为人的才品生来就有上下、高低之别,圣人具有高的才品,因此应秉承天命、教化万民；二是才品上的差别导致认识上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舆论,错误的舆论有害于国,必须以正确思想,且应采用温和的手段统一舆论；三是在统一舆论的过程中,要注重分析教化对象的特征、差异,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说服,且教化、论辩时要充分调动对象的积极性,论有所本、言必有中。最后总结出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变法宣传观站在改革宣传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地位更为重要，可以说是上承先秦，下启明清。
通过国内外对王安石变法或是王安石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研究可知，国内外都只是从一方面入手，虽然求精求细，但也会忽略文学作品与其本人的实践存在的联系，忽略与现实的联系，无法全面地概述。本文试图在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本课题研究的状况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用以指导本课题的研究；个案研究法，针对王安石典型性散文作品与其变法思想的联系结合进行研究；首先简要描述变法背景以及王安石所处历史背景下发动变法的原因、过程、结果。其次通过散文作品，分析其变法思维思想，总结论证。例如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辛辣讽刺当权者只知剥削而不知开源以增富力，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中富国思维的体现；《送孙正之序》中“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更体现出王安石追求独立行世、不附合时俗的独特精神追求。再次分析王安石的典型性散文的创作特色，例如强调诗文为政治现实服务、偏重道德教化、偏重抒写个人情怀等等。最后研讨王安石散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归纳、概括、分析出王安石在变法中独到的思维思想以及相应政论散文作品中所体现的变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