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总字数：3020字
文献综述
量词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名词，是用来表示事物数量或者行为单位的一种词类。王力先生又称其为单位词，并将表示事物数量的单位词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度量衡单位，第二种是天然单位。学者对量词的研究也大多依托于王力先生的量词框架，然后对其进行归纳整理，一一分类。
在上古汉语中，事物数量的表示大多直接用数词和量词的直接组合，极少部分组合是把数词放在名词的前面并兼带单位词。先秦时代度量衡制度建立，出现了许多度量衡单位词，如：“丈”、“石”、“斤”等度量衡单位词，同时也出现些许天然量词，如“匹”、“乘”、“张”等。一直到了汉代，量词才有了真正的发展，天然单位词迅速增加，甚至出现了通用范围很大的量词“枚”。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的量词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单位词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自由，量词放在数词和名词之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唐时期就出现了表示行为单位的量词，如“回”、“次”、“遭”等。这些行为量词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数目字放在动词前面做状语表示动作数量的局面，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中写道：“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生难忘。”其中之“遍”，便是表读书这个动作的次数。待到宋时，量词系统成熟，此后元曲、明清小说等后世文本中所呈现出得量词大多可以从宋时文献中找到相关材料。而《三朝北盟汇编》作为一本拥有一百四十多万字这样巨大篇幅的宋人史书，可以算是研究宋代量词的极佳材料。
不过正因为《三朝北盟汇编》的篇幅过大，手工统计时间长而且容易出现错误，因此在仔细思考后，决定将论文所依据的文本缩小为该史书中的白话文部分。白话文部分约十万字左右，相比较另外一百多万字的文言文本而言，白话文部分保留了宋代人更多的口语资料，能够更加全面细致地展现出宋代量词发展的面貌。再者，《三朝北盟汇编》中的白话部分，多是记载使臣出使谈判的实录。刘坚先生、蒋绍愚先生在他们编写的《近代汉语语法汇编资料》的序言部分说道：“谈判关系到国家领土，不容含糊，用白话记载比用文言更能存真。”紧接着又说道：“《三朝北盟汇编》中的几篇实录，白话程度都很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所言信实。其次，《三朝北盟汇编》作为一本史书，史学价值被重点关注，语料价值则关注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该书量词方面，经过长时间的查询和收集后，仅发现一篇苏州大学文学院武迎晗先生所作的《lt;三朝北盟会编gt;动量词计量研究》。由此可见对《三朝北盟汇编》白话部分量词的系统研究还有待于开展，它的语料价值还能继续挖掘。因而我选择的论文课题是《lt;三朝北盟汇编gt;的量词研究》。
《三朝北盟汇编》目前流传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有两个本子，分别是台湾大化书局的大化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许涵度本。此外还有未曾校订出版的袁本、旧抄本和四库本等文本。武迎晗先生是以大化本为主，借许本参照修改，从而校订得到了十万六千字左右的白话文本。刘坚先生、蒋绍愚先生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汇编资料》中的《宋代卷》所收录的《三朝北盟汇编》的白话文本则是以许本为底本，并附许本与袁本、旧抄本和四库本的不同之处的校记。美籍华裔学者梅祖麟先生也有《lt;三朝北盟汇编gt;的白话文语料》出版。梅先生的书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不能有机会拜读，便不再考虑。大化本和许本差别相对较小，而许本和袁本则差异较大，因而在选择论文语料文本的时候，我选择了刘坚先生、蒋绍愚先生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汇编资料》。这本《汇编》之后的校记也更为客观丰富，便于在整理的时候自我取舍判断。
之所以《三朝北盟汇编》的本子较多，主要是因为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后人篡改甚多。即使是通行的刊本袁本和许本在校勘方面也不甚严谨，错误较多。关于《三朝北盟汇编》的取材，作者徐梦莘莘在序中说道：“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语、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其所征引得文献材料达两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方式是全录原文，因此其收录的文献资料保留了较为原始的面貌。再通过与一些如《建炎通问录》、《靖康小雅》《顺昌破贼录》等相关史册所记载文字的对比，我们发现《三朝北盟汇编》所记载的文字和原本大多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对《三朝北盟汇编》的语料可采取基本信任的态度。徐梦莘自己也在序中谈到他引用材料的原则：“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参考折衷，其实自见。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以上都是对论文所依据的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之所以选择量词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量词是汉语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一个明显特征。作为实词的一种，量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史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对量词框架的选择方面，河北师范大学的孙艳同学的论文《lt;入唐求法巡礼行记gt;的名量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她考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名量祠 , 并将其分为个体、集体、容器和度量等四组分别叙述。她的大体框架托生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汉语语法史》中对量词的分类。对于单个量词的介绍阐述，也受到了王力先生这两本书中历时意识的影响，强调追本溯源，通过其发展脉络的梳理来更好更细致地对书中的量词发展情况进行解说。也正是这样的历时解说，让我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量词发展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我的论文框架及其量词分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王力先生的量词框架外，我还参考了邵敬敏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和黄伯荣先生、廖序东先生主编《现代汉语》中的量词体系。这两个版本都是现今十分流行的汉语教材，前者是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后者是教育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两者观点虽有些许不同，但是接受度都很高。不过考虑到汉语中的词类划分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且这两种量词体系都着重于共时层面尤其是现代汉语中量词的划分，因而考虑再三我采取了王力先生的量词体系。更重要的是，宋代是汉语量词成熟的阶段，上承先秦汉魏南北朝隋唐，下接元明清现代，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历时对比上。因而王力先生的量词系统相比较之下更适合这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