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浙江省政区边界调整中的
利益诉求与政府回应
摘要:行政区划和政区边界的界定,历来是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行政制度由来已久,然而边界划分一直较为混乱。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更好地促进各地生产生活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边界调整运动。本文以浙江省两个案例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区划的变动,并不是某一项因素单一的影响,而是各个方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省内边界的调整,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由省政府确定的,但在整个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各方都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为此进行多方博弈,基于情况的变化,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整。因此在政区边界的调整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经济、地理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人口密度等因素 ,也要关注当地民众的意愿,基层政府对利益的博弈等操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浙江省;边界调整;利益纠纷
一、文献综述
行政区划,历来是国家政治组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则更是如此。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甚至提到早在黄帝时期,就曾“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1],在著名的儒家经典《尚书》中,有《禹贡》一篇,“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2],十分详尽地描写了大禹九州的地理范围划分。虽然这些信息可能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但也可以看出古人对行政区划的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善的行政区划,各个行政区之间也有了较为具体的划分。然而由于人口稀少、意识不强等原因,直到近代以前,历代政府对于行政区域的边界一直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所谓边界基本上多是沿袭传统习惯线。传统的地方史志中对于疆域的记载大多停留于“四至八到”的描述,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描述,缺乏对边界划分过程及其走向的明确记载;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封土建藩、异地垦荒、屯田认粮、改土归流等原因,更是出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飞地、嵌地、插花地等现象,导致政区参错不齐和界线混淆不清的问题长期存在。随着社会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大,边界纠纷问题逐渐凸显,甚至引发大规模混乱使得国家不得不介入,而最后的政区调整往往是国家、地方政府、民众等多方利益博弈的一个结果。
关于边界纠纷的研究在本世纪之前一直都较为稀少,有的也多是对行政区划调整的一个整体性叙述,而缺少个案性的分析研究。[3]进入本世纪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成果。对这些研究进行通览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其一就是以谭其骧先生曾提出的地方开发与县级政区调整关系的研究思路,行政区划的设立,“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4]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如资源的分配、地方开发来分析行政区划的调整。不过近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这一思路,认为行政区划的调整除了地方开发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主要还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对县级政区调整的研究要还原到地域社会,应是有“综合”和“整体史”的视野。[5]
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行政边界的纠纷历来是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谭其骧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通过对府、县两级政区的研究,初步提出该地区开发史的时间序列,认为行政区划的设立,“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三十余年后,谭其骧又发表《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6],再次以浙江为例,重申从县的设置来考察地区开发史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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