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县公款公产委员会的设立与演进
摘要：公款公产是地方士绅为了支持地方福利、教育、慈善和救助等事业，经过日积月累筹措起来的。清末民初，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公款公产的走向收支变得规范化、透明化。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浙江省政府根据“地方自治”的方针对县政治设计做了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江山县成立了公款公产委员会，进行制度化管理。但无论从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行使上来看，公款公产委员会都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公款公产委员会成为地方自治组织，且延续了专款专用的传统。二是公款公产委员会同省政府、县政府、县党部、地方士绅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公款公产委员会是当时县一级各种力量对比的缩影，是县政治设计的的产物。在这过程中，国家以假托自治的名义向基层社会层层逼近，实现着国进民退。
关键词：公款公产委员会；教育款产委员会；地方自治；士绅；县党部；省政府； 国进民退；
一、文献综述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兼具颠覆性与创造性的一大历史事件。从这一时期开始，就地筹饷，财权下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开始出现。 光绪后期正式颁布命令，施行地方自治，地方财政初步得到认可与发展。但好景不长，清朝的灭亡与后期军阀的割据，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流于形式。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江苏、安徽等地方财政才得以有效运行。
一直以来，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是过往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的眼光多集中于地方自治的政治层面或者追究其失败的原因，但对自治中财政的清理过程、收支状况、分配原则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关注得比较少。而本文则将视角再次缩小，着眼于公款公产。作为县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公款公产的专门研究却往往被忽略，大多只作为县财政的收入来源和支出项目出现在地方财政收支数据上，对其起源、管理的调整演变等关注的少之又少。
1908年以前，公款公产多是地方士绅为了支持本地的教育、卫生、公益事业等筹措而来的。公款公产可细分为多种形式，其中，占比较大的为教育类和积谷类的款产，且在当时有着明显的专款专用现象。毛晓阳、陈明华先生就从下层士绅权力扩张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地方士绅是如何利用“宾兴款”打开其在地方基层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大门。 1908地方自治试办之后，公款公产则从地方私人管理提升到了公共管理阶段，这一过渡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款产的清理。吴滔、佐藤任史则在《嘉定县市——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对1908至1914年中公款公产的清理过程进行了分类分析，从与自治事业对接的教育事业的平稳过渡、与自治事业冲突的寺庙的强行纳入财政体系以及其他私人产业复杂过程等三大类别不同的清理方式说明：虽然公款公产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大，但却触及了很多利益，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近代国家如何在一套新的机制下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官民关系 。1914年，地方自治叫停之后，公款公产又重新回到了地方士绅的管理之下。李继业以江苏苏州为中心，通过对1912年-1926年地方款产制度改革，分析其发生改革的背景、原因、措施和影响，加深人们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度变迁的全面认识。
但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公款公产的管理演进几乎无人进行专门论述，大多只是在地方财政视角下小篇幅提起。魏光奇教授在《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中，比较宏观论述了县自治财政的产生与收支构成，以及北京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自治实践情况。在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方面，王奇生先生从士绅乡村权势的转变、基层地方官县长的转型以及国民党的基层党政建设 等进行了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理解。汤太兵以浙江宁绍地区为例，主要研究自治经费中的县税和地方杂捐，对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巨大财产公款公产略去不谈，认为县自治的推行过程中，在国家财政之外形成了独立的县自治财政，且运行过程中的预算决算制度、分权制衡原则显示出县自治财政已具有近代财政的特点。 虽然在他们的研究中，公款公产的涉及较少，但却有助于我们从整体把握当时的县、省、中央的财政状况。
二、查阅中外文献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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