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后的温州钱庄文献综述

 2022-08-12 10:08

抗战胜利后温州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摘要：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民间金融组织，是中国近代的三大金融机构之一。从光绪初年最早出现的温州钱庄——春生官银号到1952年永和钱庄的被兼并，温州钱庄自诞生至结束历时七十余年，并在抗战时期从战前13家钱庄发展到战时33家钱庄，可见温州钱庄生命力之旺盛。但抗战后期温州三次沦陷使温州钱庄陷入困境。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因美货的倾销、内战的爆发、社会制度的改变、金融体制的多变、新式银行的崛起以及自身内部结构的不足都给温州钱庄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兼并的结果，温州钱庄的消亡成为历史必然。

关键词：抗战胜利；温州钱庄；钱业

在现代商业银行诞生前，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民间金融机构之一。从光绪初年最早出现的温州钱庄——春生官银号到1952年永和钱庄的兼并历时七十余年，起起伏伏，虽经历多次社会问题带来的重大打击，但温州钱庄直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走向终结。要研究中国金融的近代化转型，就需要研究钱庄的近代化转型。而温州作为曾经的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因抗战爆发至20世纪70年代的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对温州钱庄的考察较少，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温州钱庄的考察曾因史料的不足而受到限制。

钱庄作为近代中国的三大金融组织（钱庄、票号、银行）之一，不仅可以从金融的角度着手研究，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探究，更重要的是关注温州钱庄是如何在抗战胜利后的背景下再次走向衰落直至消亡。笔者才疏学浅，试图在通过研究抗战胜利后的温州钱庄，以时间为线索，在外部分析温州钱庄所处的时代背景、金融政策、战争、社会制度等，在内部研究温州钱庄的组织结构、经营策略等，探究温州钱庄在抗战胜利后面对重振的曙光后，如何在内忧外患中走向消亡的。

一、文献综述

1945年6月17日，日军从温州城退兵，6月26日退出乐清县，撤出温州境内。经日军三次侵占的温州，在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百业待兴，因封锁、沦陷而陷入困境的温州钱庄再次迎来生机。但不久因美货的倾销、内战的爆发以及社会制度和金融管理体制的改变，各家温州钱庄相继停业，并在1952年8月并入浙南企业公司后正式宣告温州钱庄的结束。当前学界对这段时期的温州钱庄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较侧重于对钱庄的大方面的概述，地域上则集中对上海、宁波、汉口等地的研究。

纵观前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对钱庄的种类、沿革、业务等方面的介绍，最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钱庄的探究，就是在钱庄金融业发展正旺盛的阶段，中国的学术界对此发表了对钱庄在管理和经营上的研究著作。比如施伯珩[1]对当时的上海钱庄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经过实地调研后撰写了《钱庄学》，主要论述了钱庄的结构、起源、沿革等方面，详细地介绍了金融市场中的各种流程运作，但并没有将金融市场与钱庄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潘子豪[2]的《中国钱庄概要》则分门别类地介绍了钱庄的主要业务，但内容上还仅仅是对钱庄业务的概述，研究不够深入，没有与作为钱庄生存领域的金融市场联系起来。此外还有如郭孝先的《上海的钱庄》、杨阴溥的《上海金融组织概要》也都是表层地描述钱庄的组织结构，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

第二阶段是在1949年建国后对钱庄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再仅限于对钱庄的表层介绍，而是深入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对钱庄业发展和转型的变化的具体影响。其中60年代对钱庄史料的总结较为详备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3]编纂的《上海钱庄史料》，这本书是在离民国不算太远的时期编纂完成的，在各种文史资料、口述档案的收集上都比较完整，是研究近代钱庄问题的重要资料来源。以及在80年代之后，郑亦芳[4]的《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详细讲述了上海钱庄的兴起、发展、衰落与转型，论述了钱庄作为新式银行替代物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其作用。张国辉[5]在其编写的《晚清钱圧和票号研究》中将钱庄放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时空背景下，对钱庄和外国在华投资的银行之间的联系展开了论述，解答了在中外经济势力激荡的过程中，钱庄和票号的职能的变化，直接或间接为外资势力的渗透起着服务作用。徐定水、陈慧闯[6]的《近代温州钱庄》以时间为轴系统地介绍了温州钱庄的兴起、发展、复兴以及衰落等各个阶段，但衰落时期只简单介绍所遇到的困境，但对温州钱庄在面对诸多困境中所作出的对抗论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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