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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PPP研究综述 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当前，在国际层面上对PPP 模式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对于PPP的定义为[1]：PPP是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欧盟委员会则将其定义为[2]：PPP 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提供传统上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项目或服务。 在我国，财政部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经[2014]76 号) [3]中给出了PPP 模式的定义，即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就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相关项目达成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PPP 模式将会在我国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浪潮。 当前，国内外对于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的研究较少，较多的是对PPP项目本身的绩效评价。 针对PPP项目本身的绩效评价，平衡记分卡[4]、项目成熟度模型[5]以及关键绩效指标[6]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绩效评价理论。国内学者也运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张万宽等学者（2010）在文献回顾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识别出相关PPP绩效影响因素指标和PPP绩效评价指标，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显著影响PPP绩效的因素[7]；兰兰等学者（2013）针对PPP 的项目绩效管理问题，应用层次分析法，构造了PPP 的层次结构模型，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为客观公正地评价PPP 项目的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8]；王玉梅等学者（2014）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为评价主体，建立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将评价指标的利益方、责任方加以归集，有利于绩效评价过程中区分不同利益主体的责任[9]；程言美（2016）从水环境治理PPP 项目的特性出发，运用DEA 法构建了水环境PPP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例进行了分析，借此设计了PPP 项目绩效支付模式[10]。 总的来说，基于西方现有的项目绩效评价理论，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据此研究PPP项目的绩效评价。但是针对政府层面，对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研究方面的文献很少，且国内没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2. 网络化治理研究综述 2.1网络化治理理论国外发展脉络 网络化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20世纪末，是与“网络”、“网络组织”和“网络社会”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最初运用于企业管理中，是指企业间利益相关者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组织模式中的关系安排或企业内部股东、经理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安排。随着公共管理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的涌现，网络化治理理论逐渐被公共管理学家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网络化治理”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新公共管理运动有很深的渊源，建立在对科层治理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网络化治理理论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公共管理新范式的特征日益显著。 网络化治理的英文为 Governing by Network。Governing by Network 意为“通过网络进行治理”，在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视野中的网络治理指的是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部门、公司、公民等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治理模式。 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首先对网络化治理下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即“这种治理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 [11]。 盖伊·彼得斯（Guy Peters）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对传统行政模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分析了各国政府探索全新的治理模式的必要性，把网络治理看作是与科层体制、市场及社群并存的一种治理结构或过程（政策网络），并且在各国的改革实践中总结出四种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12]。 加里·斯托克(Gary Stoke)在2006年10月应邀访问浙江大学时做了《地方治理研究：范式、理论与启示》的报告，在文中他指出了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并指出网络理论、授权理论和社会解释理论在当今主要治理理论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网络是治理实践的主要形式”的论断。 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 Stephen Gold—smith)和威廉﹒埃格斯(William D. Eggers)在其联合编著的《网络化治理: 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首先对网络化治理理论体系给出了较为完备系统的介绍，从网络化治理的定义到优劣势、网络设计框架和未来发展方向都给予了详细的阐释。针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他们从“公私合作程度”和“网络管理能力”两个维度出发，每个维度又分为“高”、“低”两个层次。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组合形成了四种政府管理状态：层级制政府、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网络化政府（见图1）。他们通过对这四种政府的网络管理能力和跨界合作能力高低的分析得出，网络化治理综合了第三方政府高度的公私合作特性与协同政府强大的网络管理能力的优势，是跨界合作的最高境界[13]。 图1 四种政府管理状态 2.2 网络化治理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治理理论的关注始于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一书，该书通过对斯托克、杰索普和罗茨等国外学者以及自己关于治理理论最新成果的详细介绍[14]，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研究治理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作为治理理论重要分支的网络化治理理论，由于其契合了世界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公私部门界限日益模糊的大趋势， 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者以及实践者关注的焦点。 何植民等学者（2009）在对网络化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整理总结后，对比国外网络化治理应用领域，提出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应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以促进其更好发展[15]；孙健等学者（2010）基于网络化治理视角,探究了公民参与网络化治理的时代价值、培育公民参与的观念、强化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优化公民参与的程序以及变革公民的参与方式等[16]；朱立言等学者（2010）认为网络化治理作为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17]；田星亮（2011）认为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8]；陈剩勇等学者（2012）认为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因此认为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19]；刘明宇等学者认为企业需要通过网络化的协调实现创新过程的合作，中国制造企业处于低水平分工均衡中，产业升级面，临协同创新的瓶颈，需要恰当选择水平差异化、垂直差异化的升级路径，通过企业网络实现创新协同，才能突破瓶颈实现产业升级[20]；孙健等学者（2014）认为当前国内外文献对于网络化治理的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依赖、结构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三个视角,而研究的焦点则集中于网络化治理中的公共部门职能变革与角色重塑、网络化治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和网络化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部门边界柔性化.在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三个方面仍将是网络化治理研究的重点方向,在研究中也将会取得更大的突破[21]。 总的来说，现阶段国内学者对于网络化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作为前沿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但在我国对公共管理理论重视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理清网络化治理相关概念后将研究目光转移至网络化治理在我国该各行业领域的应用中去。 2.3 网络化治理特点原则介绍[13]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和威廉·D.埃格斯（William D.Eggers）在《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首先对网络化治理理论体系给出了较为完备系统的介绍，从网络化治理的定义到优劣势、网络设计框架和未来发展方向都给予了详细的阐释。 在针对现阶段从网络中获得相应的结果需要一个综合性框架，基于这个框架需要包含针对责任性关键领域的一系列战略以及实行网络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方面，《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一书中均给出了自己见解（如图2）。
图2 网络化治理理论体系 3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文献综述 3.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概念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是一种以案例研究为取向的研究方法，它可以有效地对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数据进行处理，能系统地分析中小样本数据。它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对案例的系统化理解，能帮助研究者在理论与经验之间进行对话。 基于整体论，QCA方法认为案例是原因条件组成的整体，因而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早期，QCA方法主要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开展小样本的跨案例定性比较分析（Ragin，1987，2008）。近年来，QCA 方法在处理大样本和分析复杂组态问题的功能受到管理学者关注（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2017）[24]，成为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解决因果关系复杂性的重要工具 3.2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社会学家Charles C. Ragin基于集合理论所发展出来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为解决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在QCA方法没有传播到组织管理领域之前，有学者尝试用典型相关分析[22]（canonical correlations，如Jos M. F. ten Berge，1988）、判别分析[23]（discriminant analysis,如Hastie, Trevor，1996）等方法来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组态问题。近年来，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技术从清晰集到模糊集不断发展[24]，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 近几年国外学者已经在商业活动（Entrepreneurial activity），组织战略（Organizational strategy）以及管理绩效（Management performance）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25]。 Kun-Huang Huarng等学者（2016）总结了fsQCA技术与其他统计分析的不同之处及其优缺点，提供了fsQCA技术的扩展[26]；Norat Roig-Tierno等学者（2017）对定性比较分析( QCA )的使用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并对QCA的使用进行了文献计量研究，以分析应用该方法的研究出版物的特殊性，结果显示了这种方法的三种变体（fsQCA、csQCA和mvQCA）在数量上的差异[27]；Anderson Konan Seny Kan等学者（2016）将QCA分析方法应用于管理领域，对截至2015年2月的管理研究中QCA的所有应用进行了全面和批判性的回顾，分析质量控制分析是如何超越经验技术的，以及这种方法是如何提供定性分析的真正形式化的，这为管理学术领域的知识生产开辟了新的途径[28]；Caitlin C. Farrell等学者（2016）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五所中学的245名教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了相关数据、同伴群体的参与以及学校文化对教师对数据的教学反应的重要影响[29]；Tindara Abbate等学者（2019）建立在商业模式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对参与的21个智能城市项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商业模式配置具有超越单个企业独特特征的一般特征[30]； 而国内学者运用组态视角和QCA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如黄荣贵等学者（2009）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检验出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事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的巨大潜力[31]；王凤彬等学者（2014）以104家国资委监管的、在体制转型中面临'难管控'问题的央企集团为实证研究对象，作为中文管理学界首批尝试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研究之一，探索性地识别出三类本土化的管控架构配适性选择,并对比了这些配适的前因条件构型差异，丰富和发展了大型国企集团的管控理论[32]；毛湛文（2015）介绍了QCA方法的操作步骤，以期将其引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就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予以展望[33]；邓胜利等学者（2017）将定性比较分析(QCA)引入到国内图书情报领域,创新图书情报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图书情报领域实证分析中对案例孤立化的研究,有利于探索同类案例中的潜在机制与问题成因[34]。王海英等学者（2018）通过理论分析建立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框架,以发达地区、欠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12个行政村为对象,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35]；廖梦夏（2018）以国内2012-2016年20例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研究分析(QCA)方法进行'事件属性'和'传播属性'的双重模型建构,探寻了此类事件爆发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与传播逻辑[36]。 3.3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应用分类 基于组态比较分析法（CCM）的主题之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有四个具体的方法：传统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MSDO/MDSO（最大相似、不同结果以及最大不同、相同结果）[29]。 其中，csQCA只能处理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二分变量的案例，无法处理统计分析中所出现的大量的定距变量。而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突破了这一问题，是对csQCA的一个拓展。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能观察到的特征在不同个案中的差别是连续的，因此采用二分变量来刻画这些特征是不合适的。拉金（Ragin，1987）提出可以采用多个值（比如，0、0.5、1）来刻画个案的某些属性。比如，在fsQCA里，个案的某个特征是否可以被观察到的程度可以刻画为从0-1之间的任何数，而不局限于0或1这两个数，这被称为成员身份度（membership score）。fsQCA的运算原理与csQCA一致。此外，拉金等人还开发了fsQCA的计算软件fs/QCA2.0，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mvQCA也是以csQCA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新方法，是一种与fsQCA并行的方法。多值集可以看作是确定集和模糊集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与模糊集不同的是，多值集方法并不是将变量的数值处理成0 到1 之间的隶属度分数，而是在确定集的二分法基础上，对变量的数值进行多分，以增加变量的信息。多值集在扩展二分法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清晰集拓展成了一种可以处理类别变量的方法。这种方法还可以通过分类的方式，将定距变量转化为类别变量而纳入分析模型之中。由此引出的一些新的问题和技术，则可以通过由德国政治科学家莱塞·克朗克齐斯特( Lasse Cronqvist) 开发的多值集方法及相应的操作软件TOSMANA ( Tool for small-n analysis) 来进行操作[37]。 QCA方法目前有五类应用[29]： 第一，QCA技术可以应用为简单总结数据，用更加精炼的方式呈现数据并且对实证现象进行更为综合性的描述（用软件生成综合性表格来展示）； 第二，可以应用QCA方法来检验数据的一致性，即在分析中发现的矛盾组态时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关于样本案例的一系列信息，通过寻求这些矛盾组态的解，研究者可以获得相关案例更详细的信息和知识； 第三，QCA方法还可以用来检验假设或者已有理论，若在QCA分析时发现大量的矛盾组态，就可以进行理论或假设的证伪； 第四，QCA技术能够快速检验研究者的猜想——没有预先的理论或模型作为前提； 第五，QCA技术也能够以假设的形式来发展新的理论论断，通过这种方式，QCA技术能够以更基础性额方式在研究中运用。 总的来说，QCA已经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研究逻辑，是传统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重要补充。QCA结合了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两条传统研究道路的优势，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劣势，提供了开展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通用工具，为解释管理学研究中非对称、并发因果、等效性等复杂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管理学研究中超越定性与定量划分的一条新道路。基于组态视角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识别出产生同一结果的多种等效的组态方案，提供了企业基于自身条件实现成功或者避免失败的更多路径选择。但总体来看，国内的组态研究和QCA方法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的理解和科学应用QCA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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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设计方案、或研究方案、研制方案）论证： 1. 研究目标 （1）通过文献归纳和案例分析，总结当前中国政府对于PPP模式的治理特点，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政府在PPP项目中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2）引入网络化治理概念，研究国外文献对于网络化治理的论述，界定其概念、特点等内容，基于理论系统化建立网络化治理相关要素框架； （3）搜集我国各省一级的PPP项目，梳理政府或者PPP项目管理机构对于PPP项目的治理举措，最终形成相关数据库； （4）学习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方法，了解该方法的理论基础、运用领域、分析方法、分析步骤等内容，基于QCA方法对搜集到的PPP项目案例进行分析，评价我国各省PPP项目模式实施效果，检验我国各省PPP项目管理机构是否高效，得出哪些举措可以促进我国政府提高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结论，进而使我国PPP模式向更为健康有效的方向发展； 2. 研究内容 （1）内容大纲 1绪论 1.1研究背景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3研究目的和意义 1.4研究内容和方法 1.5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2 PPP模式项目治理绩效分析 2.1 PPP 模式项目绩效评价的概念和特征 2.2我国PPP模式项目治理发展趋势 2.3 PPP模式项目治理绩效评价 2.4小结 3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 3.1网络化治理理论发展脉络 3.2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现状 3.3网络化治理理论与相关理论的比较 3.4网络化治理理论特点及发展趋势 3.5网络化治理原则要素框架建立 4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框架构建 4.1 收集省一级PPP项目案例 4.2 基于案例进行治理绩效评价 4.3 构建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框架 5基于QCA的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模型构建 5.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概述 5.2 数据处理 5.3 分析结果 6 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6.2论文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2）主要内容 本文对于PPP模式治理绩效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框架构建及基于QCA的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模型构建。 （1）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通过研究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现今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结合与其他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的对比分析，整理得出实现网络化治理所必备的理论要素以及需要遵循的原则。 （2）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框架构建：根据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搜集我国省一级为单位的PPP项目并以其作为研究对象，从政府角度出发，探讨政府的组织结构，颁布的相关文件等等措施，依据各PPP项目模式实施效果，构建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框架。 （3）基于QCA的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模型构建：通过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使用软件对所搜集处理后的PPP项目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确定哪些举措可以促进我国的政府以及PPP项目管理机构治理更为高效，进而使得PPP模式在我国更为健康快速发展。 3. 研究方法与主要技术路线
可4. 可行性分析 （1）研究思路的可行性 ①对中国PPP模式的治理进行研究以提高其治理绩效，这有利于促进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因此这项研究是必要的，并且基于省一级PPP项目进行数据分析也是科学合理的； ②由于网络化治理的相关理论和PPP模式的特点相适应，因此利于网络化治理的观点为PPP模式治理提供相关参考是合理可行的； ③本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对PPP模式治理绩效进行分析，QCA方法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使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到了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通过这一方法可以系统性地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 （2）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①文献综述：文章的主题——基于QCA的我国PPP模式治理绩效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大量的文献阅读，以确立立题的依据和价值； ②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方法通过将案例视为条件的组态，用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净效应思想、集合关系代替相关关系，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使研究从线性分析步入到了一个“集合”分析的时代。通过这一方法可以系统性地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在方法和数据分析上确保了科学性和可行性； ③实证分析：以省一级PPP项目为例进行相关数据分析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Raining and Research. PPP-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2000. [2]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for successful PPP[R]. 2003. [3] 国家财政部．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R]．财金2014[76]，2014-09-23. [4] 王玉梅, 严丹良.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PPP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 会计之友, 2014(2):14-17. [5] 李静. 基于成熟度模型的PPP模式下民营企业风险应对能力研究[D]. 2015. [6] 顾英伟, 李娟. 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 2007(6):79-80. [7] 张万宽, 杨永恒, 王有强. 公私伙伴关系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基于若干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07(3):103-112. [8] 兰兰, 高成修. 基于AHP的PPP绩效评估体系研究[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1(3):115-119. [9] 王玉梅, 严丹良.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PPP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 会计之友, 2014(2):14-17. [10] 程言美. 基于DEA法的水环境PPP项目绩效评价与支付设计[J]. 财会月刊, 2016(18):94-96. [11] [英]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等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45. [12] [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 [13] [美]斯蒂芬·戈德史密斯，[美]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14]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5] 何植民, 齐明山.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J]. 甘肃理论学刊, 2009(3). [16] 孙健, 田星亮. 网络化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现[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5):18-22. [17] 朱立言, 刘兰华.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5):9-15. [18] 田星亮.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J]. 学术界, 2011(2). [19] 陈剩勇, 于兰兰.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J]. 政治学研究, 2012(2):108-119. [20] 刘明宇, 张琰. 制造业协同创新的网络化治理机制与产业升级对策[J]. 社会科学, 2013(4):52-58. [21] 孙健, 张智瀛. 网络化治理:研究视角及进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8). [22] Berge J M F T . Generalized approaches to the maxbet problem and the maxdiff problem, with applications to canonical correlations[J]. Psychometrika, 1988, 53(4):487-494. [23] Hastie T, Tibshirani R. Discriminant Analysis by Gaussian Mixtur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96, 58(1):155-176. [24]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25] Roig-Tierno N , Huarng K H , Ribeiro-Soriano D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risp and fuzzy set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S0148296315005123. [26] Kun-Huang Huarng , Norat Roig-Tiern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risp and fuzzy sets in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5181–5186. [27] Norat Roig-Tierno, Tomas F. Gonzalez-Cruz, Jordi Llopis-Martinez[J]. Journal of Innovation amp; Knowledge,2017,2:15-23. [28] Anderson Konan Seny Kan, Emmanuel Adegbite, Sami El Omari, Mahamat Abdellatif. On the use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 1458–1463. [29] Caitlin C. Farrell, Julie A. Marsh. Contributing condition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achersrsquo; instructional responses to data[J]. [30] Tindara Abbate, Fabrizio Cesaroni, Maria Cristina Cinici, Massimo Villari. Business models for developing smart cities.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 IoT platform[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mp; Social Change,2019,142:183-193.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6,60:398-412. [31] 黄荣贵, 桂勇.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9(5):29-56. [32] 王凤彬, 江鸿, 王璁. 央企集团管控架构的演进:战略决定、制度引致还是路径依赖?——一项定性比较分析(QCA)尝试[J]. 管理世界, 2014(12):92-114. [33] 毛湛文. 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4):6-25. [34] 邓胜利, 付少雄. 定性比较分析(QCA)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应用——以网络社区健康信息搜寻影响因素研究为例[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12):15 27-32. [35] 王海英, 屈宝香.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村级集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09):210-218. [36] 廖梦夏. 媒介属性和事件属性的双重建模:媒介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联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0):155-160. [37] 李蔚, 何海兵.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逻辑及其应用[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 16(5):9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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