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以来的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城市双修等相关政策实践和理论研究，并于2010年左右开始快速升温，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综合整治主体、综合整治内容、综合整治效果评价等三个方面。
在综合整治主体方面，主要关注于政府与居民两类主体。其中，政府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总结政府部门在具体实践中的分工合作是研究热点（黄珺和孙其昂, 2016）。另外，居民参与被认为是综合整治必不可少的环节，不仅可提升整治成效，更能够提升居民环境意识（吴春梅，2015）。部分学者通过探索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邓正华等，2013），发现其优缺点（杨志杰和钟凌艳, 2017），提出建立居民良性互动机制、信息互动平台等措施。此外，几乎所有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相关研究在结尾处均提出多中心参与的原则性建议，如“多元共治”（杨志杰和钟凌艳, 2017）、“政府主导、居民参与”（张晓东等, 2017）、“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市场化运作”等方式（蔡云楠等, 2017）。
在综合整治内容方面，国内学者普遍反对大拆大建，而是提倡“有机更新”（吴良镛, 1995）或者“局部整治 修缮”的“微改造”（蔡云楠等, 2017）。具体而言，许多学者针对单一技术领域的物质环境治理，如绿色化（张泽浩和张本效，2018）、海绵化（张春嘉等, 2018）、适老化（陈妍群和田华，2018），也有建议将社会环境治理范畴的“和谐邻里氛围的营造”作为老旧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的自选项目（蔡云楠等, 2017），另有少量相关研究对策建议部分提及“健全相关工作的政策法规”、“实现老旧小区的组织化”等制度环境治理（蔡淑频等, 2014; 黄珺和孙其昂, 2016）。
在综合整治效果评价方面，已有研究中效果评价的对象均不尽相同，其中部分学者探究单一维度下的整治效果评价，如刺激经济增长等经济效益（蔡云楠等, 2017），以及增强居民责任感等社会效益（赵立志等, 2017），增强政府公信力等政治效益（蔡淑频等, 2014; 王健, 2015），节能减排等环境效益（Peng et al., 2015）。多维度下的综合整治效果评价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例如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综合评价（张晓东等, 2017）、基于可持续性视角的老旧小区改造PPP模式下经济、社会、环境绩效分析（张春苗等，2018）、以及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综合整治居民满意度评估（吴春梅等，2015）。
2. 国外相关研究
由于英国、美国、荷兰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韩国、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城市化率较高国家的老旧小区及其相关问题产生较早，国外相关学术研究远多于前述相关中文文献，亦围绕综合整治主体行为、综合整治内容、综合整治效果评价等三个方面展开环境综合整治相关研究。
在综合整治主体行为方面，往往专门研究居民（Nakazato amp; Lim, 2017）、政府（Auerbach, 2013）、营利组织（Card amp; Mudd, 2016）、非营利组织（Kleinhans, 2017）等某一类整治主体行为，部分学者研究两类整治主体间的互动，如居民与非营利组织（Smith amp; Hevener, 2011）、规划师与居民（Fenster amp; Kulka, 2016）、政府与营利组织（Norris amp; Hearne, 2016）、政府与居民（Ryu et al., 2018；Teernstra amp; Pinkster, 2016），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强前述多类整治主体的互动（Tin amp; Lee, 2017; Daly et al., 2017）。
在综合整治内容方面，许多学者总结大拆大建、物质修复、基于地区的再生等整治方式的优缺点（Koramaz，2018；Tin amp; Lee, 2017），聚焦节能化（Gupta et al., 2014）、智慧化（Wan amp; Lee，2017；Gargiulo et al., 2015）、海绵化（Wright et al., 2016）、适老化（Cho amp; Kim, 2016）等物质环境整治，部分学者则侧重社会稳定（Goodman amp; Monti, 1999）、社会融合（Deakin, 2012）、社区冲突（Hammami et al., 2018）等社会环境整治，也有部分学者强调综合的环境整治，如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维度可持续性提升（Winston, 2010），或者基础设施、社会经济结构和城市整治等方面干预（Schenke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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