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独居同离群索居和孤独联系在一起。在讨论独居和孤独的关系时，人们也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老年群体。然而，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等迅速发展，十年来独居人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增长，因此有必要对独居和孤独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国内大城市中“空巢青年”问题的日益突出也使得对年轻独居群体与孤独的关系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海洋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同时一个人在其中挣扎这样就强烈的反映出青年的孤独。
在《论摄影》中，苏珊·桑塔格写到，摄影可以从事超现实主义的伟大任务——抽象化分离。而对于画家而言，在创作过程中，不再需要对于物体的客观形象做出精确的描述，不必再注重绘画对象的比例，模仿它的空间质感，在原有的传统方式上突破创新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一一相继诞生。从此，艺术的定义也被随之更改：“画得逼真，不过证明你是一个好匠人，只有注重了原创精神的个性表达，才能够被称的上是真正的艺术。”而超现实主义摄影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它把原本只能单一复制自然与现实的工具变成了一种艺术创作。[1]
金·格兰特在《超现实主义与视觉艺术》中提到:“何为摄影的超现实性？摄影的超现实性是摄影的客观现实性与内在主观性的结合体。摄影既有客观的现实性——其成像原理，又有内在的主观性——摄影师通过拍摄将自身的内心意象融入影像；观者通过阅读将影像化为自身的内心意象。而这些内心意象其实就是心理自动活动的最终呈现——意象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元素和产物”[2]
很多摄影师都把相当大的精力倾注于人像摄影拍摄，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像摄影理论。加德帕斯·费利克斯·图尔纳松曾指出:“一个摄影艺术家,不论其照相机的机械性能如何,都应该把焦点对准人物的脸部,抓住人物的神情,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使其神韵跃然于画面之上。”[3]
付党生在《情绪表达升华人像摄影品质》对于一张人像摄影作品而言，无论我们用到如何高级的器材，怎样高超的技术，多么复杂的灯光、精湛的后期，最终，我们都是要记录或者讲述一个“故事”或者表达一个“创意”，而这个故事要讲得好、讲得精彩,“创意”则要有观点,能让看到它的人产生共鸣或者质疑。为达此目的，必须通过在影像中充分表达情绪，才能感染、激发或者刺激到读它的人。如果观看者能够沉浸在你用结构、光影营造的氛围中，被影像浓郁的情绪所包围,产生情绪上的波动,那你的作品无疑是成功的。[4]
陆仁在《摄影应当是“孤独的”》提到曾有摄影师说过，对摄影来说，孤独的创作过程是与众不同的，是创作者深思沉想必经的历程，摄影人用生命的脉搏启动照相机的快门，摄取思想的镜像。摄影作品是拍摄者个性思想的展现，经常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手持相机的人只有在空旷的孤独中，方能认识自己。真正的作品须用独特自我的话语来结构，透射个性的情感[5]。
黄苏萍和李倩倩在《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生活与心态研究》提到“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年中无休的社会文化中，hellip;hellip;独居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克里南伯格（2015）在《单身社会》一书的结尾写道。在他看来，独居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机会。然而这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于注重家庭生活的亚洲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大城市地区）的人们而言，尽管独居给这些处于个体化进程中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自我实现的机会，但他们也面临着孤独感的侵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这些独居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自我的关注，但实际上更是住房成本、婚恋成本和工作状况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这种看似“主动选择独居”“主动选择单身”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个体的无力感。[6]
李猛《自然社会》中提到“孤独者的命运迄今仍然缠绕着我们现代人，我们这群生活在经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其实也有同鲁滨孙相似的生命体验，我们今天构想的社会，是否也是真正的社会，而不是孤独者的美丽斗篷，这些是我们在阅读之后禁不住思索的话题。无论如何，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入到自然人的爱欲生活中探查一番。如今的政治学与法理学研究普遍忽略对孤独者的爱欲分析，过分沉溺于规范分析。规范分析取代了爱欲分析，会导致我们无法看清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绝望的命运。”[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