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多元共治视角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研究文献综述

 2021-10-18 2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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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综 述

在当前我国循环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背景下，生活垃圾既是城市循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压力所在。一方面，生活垃圾可以经由资源化处理，以回收利用的形式为城市循环发展提供物质原料；另一方面，需要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进程，避免城市循环发展体系载荷溢出，产生额外的治理成本。而在生活垃圾处理的全流程中，作为前端的最重要环节，垃圾分类直接影响后续垃圾的处理，包括掩埋、焚烧或再利用。而能否实现前端分类，则有赖于居民能否形成分类意识与行为习惯。要促成居民意识与行为养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氛围、社会力量参与以及社区共治的基层基础，这与政府、市场、社会息息相关。由此，发现和探讨在多元共治视角下，城市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且符合发展态势和时代要求的。

本文主要从政府、市场、社会(包括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居民)三大主体在参与和推进城市垃圾分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具体运行中所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以期可以有效推进垃圾分类进程、提高垃圾分类实效。因此，此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城市垃圾分类的现状分析、治理模式和困境进行分析探讨。

一、国内外对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知网的检索，笔者发现，近两年对于垃圾分类的文献数量增长较快，从2016年的877篇，2017年的1172篇再到2019年的3019篇，可见自从政府发文推动垃圾分类后，学者便迅速聚焦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已然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但其中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内容较少，仅72篇。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分类归纳，笔者发现当下学者对垃圾分类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政府制定的垃圾分类政策，这相当于一个风向标，未来的垃圾分类将会以怎样的趋势发展，是学者积极关注的。雷叙川与王娜(2019)在《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创新扩散》一文中通过事件史分析模型对垃圾分类政策在地级市层面的创新扩散路径进行分析，发现地级市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依赖度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扩散行为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且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可实现加速政策创新扩散行为发生的效果。鲁圣鹏与杜欢政(2019)在探讨两网融合的垃圾分类系统管理中，明确两网融合的实施重点是重构城市垃圾管理系统、组织、宣传与考核体系，实现垃圾治理设施、人员、数据与区域的协同运转，完善补贴、垃圾处理收费与特许经营等机制。

其次便是对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徐林和凌卯亮(2019)检视了宣传教育和经济激励这两种垃圾分类推广策略的实施效果，发现两类策略均能够改善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但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策略更易推动居民参与环保行为。何海生、侯保航、陈佳慧和黄晨(2019)四位学者提出加强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加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以及从意识到行为的转化。渠娴娴、曹甜甜、何娣、白光林(2018)通过在江苏镇江京口区、尧润州区和丹徒区三个市辖区进行调查发现，年龄、学历与垃圾分类态度正相关，收入水平对垃圾分类认知态度和能力均不产生影响。最后，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发现，我国学者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研究多侧重于宏观政策，如法律规范、经济发展、生活习惯等，也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微观层面的居民的环保意识、道德约束等等。

二、国内外关于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汇总整理，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维互动的视角来看，在当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中，政府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市场与社会主体处于被支配地位。2017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从全国层面强制要求落实城市人民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社会组织、公共机构和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文件中强调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可见政府在垃圾分类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

杜春林与黄涛珍(2019)在文章中详细阐释了政府主导模式下垃圾分类治理的运行流程。该模式强调在政策框架下，政府通过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包括基本垃圾分类知识的储备以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认识，辅以激励或者处罚等方式，指导并引领社区垃圾分类的落实，引导并吸引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饶常林与黄祖海(2018)基于对深惠和北基垃圾分类的案例比较，得出在跨域治理的多元治理模式下，政府依然扮演元治理的角色，而且行政协调主要是围绕政府进行的，只有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协调，并且主导协调的进程，才能有效促成垃圾分类合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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