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裁员背景下低技术农民工的生存境遇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文献综述

 2022-11-29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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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1.相关概念界定

1.1新裁员背景

目前,世界经济回暖依然无望,世界各国对于现有资源的争夺、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相比于美苏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的冷战,各大经济体针对经济利益、贸易保护、金融控制权、货币全球化的新冷战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内需不足的状态,对于出口贸易的外需依赖性较强,企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利润降低,员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降低,很多制造业发生了大规模裁员或员工工资、福利下降的情况。严重的经营困难状况,盈利能力持续下降,为了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公司被迫采取裁员来缓解经济压力,以减少员工总数,从而节约人工成本。而目前国际大型制造企业纷纷迁往东南亚地区,中国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中国本来引以为傲的鞋子、打火机等产业也逐步失去光环。制造业的整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引发国内大小企业的一轮倒闭潮。国内工厂倒闭的情况,让裁员的情况更加严峻。此外,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技术不断提高,很多岗位的工人被机器替代。成本低廉的机器人取代了低技术的工人,致使大规模失业的发生。

1.2低技术农民工

所谓低技术农民工,即在城市的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及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中以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和低端岗位工作为主的农业户口的,过着'蚁居'、'鼠居'般的艰难日子,不能公平的分享医疗、就业、教育、娱乐等社会保障性的改革红利的人。

1.2相关理论基础

1.2.1生态系统理论

该理论把人类生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机构、家庭、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生存系统对于理解和分析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生态系统理论假设,影响个人发展的环境可以分为四个系统,分别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个人直接进行面对面接触和交往而组成的系统,它对个人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频繁,构成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如家庭。中观系统是个人积极参加的两个或多个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外部系统是指对个人有影响但个人并不直接参与的系统,这样的系统也对个人的生活安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社区。宏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它是维持个人的信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文化和社会环境。生态系统理论解释了低技术农民工群体遇到生存困境问题的原因以及针对生存问题可以提供相应合理的理论指导。

1.2.2自我价值定向理论

自我价值定向是指个人的自我价值定位(选择)和自我价值状况,决定着个人指向特定对象(包括自身)和在特定情境中的社会行为,并且个人与周围世界、他人及其作为客体的自我关系,也是由其自我价值定位和自我价值状况决定的。在外在环境压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种态度与具体行为之间一致性的高低,或对具体行为影响作用的大小,决定于这一态度的向中度如何,也就是看这一态度本身是否居于个人价值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否对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态度的向中度越高,则有关的行为对个人的意义越重要,对个人远效的心理影响也越大,从而这种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也越大,情境的相对作用也就愈小。另一方面,态度的向中度越高,当行为与其不相一致时会出现强心理冲突,从而这种态度抗拒不一致行为的力量也大。因此,态度的向中度越高,其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也越高。反之,态度的向中度越低,则有关行为对个人的意义也越小,远效的心理影响也越小,实际行为与其不相一致时心理冲突也越小,其抗拒不一致行为的力量也弱。因而,以这种态度为背景的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情境的作用。此时,态度对于行为的影响作用,表现在行为的方式上,而不是行为的指向。亦即尽管表面上行为与态度不相一致,但实际上行为仍然受到态度的影响。帮助低技术农民工提升技能水平,促进其就业,增加收入,可以提高低技术农民工的自我价值感。即提高他的总体自我价值感和事件性自我价值感。让低技术农民工肯定自身的价值,找到他们的自我价值定位。

3.文献综述

通过对中国知网及中国期刊网等网站,笔者对以往农民工问题进行搜索和浏览,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总结了对低技术农民工群体的住房、工资、福利、技能、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及成因进行的研究。

3.1住房

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与其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不相配。(Md. Mohsin Reza,2019)居住拥挤、条件简陋、卫生差、治安乱、教育医疗配套少,是城中村等农民工聚居地的普遍现象;有的农民工居住在窝棚、危房或地下室里,甚至连基本的居住安全都无法保证(课题组,2010)。虽然,关于农民工住房的政策陆续出台,也有部分城市已经将农民工纳入了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说,已有的住房政策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董昕等,2014)。

中国的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以制度约束为主的多种因素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的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等,2008)。

Wu利用北京和上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移民住房选择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认为农民工整体上住房条件低下的根源在于户口制度的限制,制度因素的影响远大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Wu,2004)。

Sato认为中国城市家庭与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条件存在极大不平等,尽管越来越多的农村移民家庭已经在城市居住,但他们仍被排除在城市住房改革政策之外,不仅不能享受福利房、经济适用房等优惠政策,同时也被排除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优惠政策之外(Sato,2006)。Wang也认为,政府的政策是阻碍农民工融入当地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Wang,2003)。

为了节约住房支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合租。尤其是在租金较高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将选择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除了当期收入水平本身,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周滔等对中国13个大城市的调查问卷分析证实,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特征(周滔等,2011)。住房市场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农民工住房支付能力的区域差异,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吕萍等,2012)。

3.2工资

陈珣等从动态同化的新视角,研究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镇每多待一年,其相对工资将增加。这表明不同初始工资的农民工需要经过—年后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水平。高学历不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只是增加了其初始工资水平,培训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不仅初始相对工资低,而且工资同化速度慢,因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反映出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消除工资歧视的迫切性(陈珣等,2014)。

韩兆洲等人对广东622位农民工进行调研(韩兆洲,2005),张戈等人对浙江718位农民工的工资进行了调查(张戈,2005),宗成峰等对南昌市897位农民工进行了调研(宗成峰等,2007),李定佳等对贵阳市106位农民工进行的调研(李定佳等,2005),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2006)也发布了农民工的工资数据。综上所述,我国绝大部分农民工工资低,同时,工资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大,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另外,上述调研报告都特别强调,农民工每天工作的时间长,大多超过8小时,加班情况严重且没有加班工资,而且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

欠薪问题也是农民工群体碰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李海明指出农民工欠薪问题已成为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包括行规惯例,即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给付并非按月发放,一般在农民工回乡探亲时方结算工资;隐性欠薪,即让农民工免费加夜班、加班时段计件工资按正常上班时间的一半计算、加大劳动强度、规定一天不完成任务量就要克扣工资等种种变相的欠薪;恶性欠薪,即欠薪逃匿、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逃离无法被联系、劳动者上班方发现人去楼空、拖欠巨额工资无处索偿;经营性拖欠,即因为经营失败而造成的工资落空,是伴随企业歇业、破产等而来的工资拖欠(李海明,2011)。

3.3福利

张广胜等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应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模糊数学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状况进行整体评价。结果发现,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为0.365,处于较低水平。分指标看,健康状况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较高水平,居住环境和精神感受方面的福利状况处于中间水平,经济资源、防护性保障、工作环境的福利水平较低(张广胜,2016)。

3.4技能

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过低。尽管我国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水平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增速极其缓慢。尽管文化程度并不等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但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一定是衡量其整体素质及技能水平的重要依据。文化程度低,必然发展成个体技能更新升级的短板。2014年我国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人数达9530.4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4.8%,但是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大多数,占65.2%。数据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农民工整体技能较低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佐证了上述农民工主要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和低端岗位工作的结论(Huw,2017)。

3.5随迁子女教育

邬志辉等研究发现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总体态势呈现三大特征:农民工子女随迁率低,但呈不断增长态势,未来城镇潜在就学升学压力巨大;特大以上城市农民工子女携带率低,大中小城市携带率高,教育洼地效应明显;第三产业农民工子女携带率高,第二产业携带率低,产业转移带动子女困难(邬志辉等,2016)。

且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就学的现实困境有:一,入读公校难,入学门槛繁多且难办;二,教育花费高,占家庭年收入比重大(刘辉,2014);三,参加中考难,升入普通高中机会少;四,学习适应难(李跃雪等,2015)。

4文献评述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低技术农民工的生存境遇的关注逐渐增加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工资、福利、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但目前的调查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论证。国内对已有的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定量研究,从方法上来说,定量研究应该是实证、科学及推广性较强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目前由于研究地域、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之处,所得出来的结论有较大的差异,某些研究结果也有待进一步去论证。

其次,研究领域需要扩展。目前对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多集中在经济、教育、住房领域,而很少涉及到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价值感、身份认同、精神健康等方面。因此已有的研究结论和成果难以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

最后,缺乏对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的深入探索。目前对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从现有文献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所关注的方面是对相关数据的单变量描述和相关性分析,研究对象个体的身影和对问题的深层次分析却被忽视,这就使得研究的效度和深度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笔者以社会工作的视角研究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问题,通过对低技术农民工生的深度访谈,以他们的的视角来进一步了解托管儿童受虐待问题。具体来说:第一,要了解研究对象存在什么方面的生存境遇问题;第二,现实中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的发生,社会如何看待这些因素;第三,农民工生存境遇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在问题发生后研究对象是如何应对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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