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全职主妇”的再就业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基本概念：

全职主妇：全职主妇容易被理解，在相关研究中没有发现有关定义方面的歧义，本研究结合引用率较高的定义给出解释,全职主妇，即已婚妇女从事的一种职业岗位，指全职照顾家庭、做家务而不外出工作的妇女。本研究针对的全职主妇特指中年全职主妇。

全职主妇就业：是指长期脱离劳动市场的全职主妇参与劳动，将工作重心由家庭转为社会的行为。

自我：与自我有关的重要概念包括自我观念、自我意象、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周晓红，1996）自我观念是我们关于自己的看法，使我们对自己是谁的理解，自我观念是一种自我理论，依据有关于自己的经验，并使自己能够对自己作出预见（S.爱泼斯坦）。自我意象是我们对自己在不同情境或不同场合的角色身份的反应，戈夫曼把这一点解释为印象管理，即表现出我们认为他人想要看见的“自我”（戈夫曼，1989）自我意识是对自我存在的察觉和了解。自我评价是在自我意识基础上对自我的分析判断。

角色调整：在就业过程中，全职主妇要将以往的整体性自我形象转变为一种新的自我形象，从而实现个体心理和社会客观存在的同一性。

（二）文献梳理

已有文献对全职主妇的历史变迁和背后的家庭、社会逻辑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一些研究者通过现代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父权制是在研究中国家庭内部关系中用的较广泛的词之一，韦伯 1947 年用父权制概念的时候是用来指代男性通过其在家庭内的家长地位来统治社会的管理体系。这种控制及包括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也包括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支配。追寻韦伯的思想逻辑，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把父权制看作是两个纬度交叉在一起的不平等机制：性别和代际。而在女性主义在发展父权制概念的时候，把父权制泛化到一个涵盖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的女性从属的现象，使这个概念成为一个过度独立的概念。（Acker，1989），在对现代家庭内部关系变迁探讨时，这个概念的使用尤为广泛。中国是典型的经典父权制， 经典父权制的基本特征在于从夫居，因为从夫居，年长的男性支配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和年轻的男性。而女性不仅从属于男性，而且从属于年长的女性，并且女性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 （Kandiyoti，1988）Rubie Watson 认为讨论中国的性别制度必须要注意 3P 的关系：Patrilocal 从父居、Patriarchy 父权、Patrilineange 父系（继承）。研究家庭内部关系转变，讨论父权制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概念体系上推导的。纵观对于家庭内的权力关系，主要有两种解释性理论：一是资源理论，强调夫妻双方因为拥有不同的资源而拥有不同的权力；二是文化决定论，强调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左际平，2002；郑丹丹等，2005；徐安琪，2003，2005）。

研究发现了在今天仅仅想要以父亲的身份获得在家庭中的支配权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一个父亲有权力一定要有其他因素的支持，比如有钱或有权。也就是说，根据年龄或辈分来确定身份等级已经不复存在了，父亲这样的身份已经不能成为支配权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原来的父权制已经瓦解了（沈奕斐，2001），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推进，家庭关系从传统父权制走向平等的核心家庭，家庭关系由父子轴转向夫妻轴（罗梅君，2004），夫妻关系从夫主妻从过渡到夫妻平权（杨善华、沈崇麟，2000）。实际条件发展为全职主妇的角色转型提供了有利基础。

有的观点从社会性别分工视角对全职主妇就业进行了探讨。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的分析是指“任何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 ,是女性主义的分析范畴和研究及决策方法。（王毅平，2001）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创立同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目标紧密相连, 即对男性中心文化提出批判质疑,改造人类知识, 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70 年代就性和性别对妇女问题作前沿性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有: 欧克利(Oakley)、鲁宾 (Rubin)、凯特·杨(K . Young)和安·怀特赫德(Whitehead)。进入 80 年代 , 社会性别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性别视角的妇女与发展研究已逐步演化成为具有直接政 策和战略意义的理论框架。80 年代末,琼·斯科特在其文章《社会性别: 一个有助于历史分析的范畴》中指出: “社会性别是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分子,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 社会性 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讲, 社会性别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事物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性别理论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流行的社会性别观念，认为性别可以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是由人的生物特征决定的, 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事实。社会性别是特定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性别规范、性别角色及两性的行为方式，是后天文化习俗影响的结果。人的社会性别不仅因时间而异, 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 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二)将女性视为发展的主体。社会性别理论把女性 作为主体, 不但主张改变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从属关系, 而 且要改变女性与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它认为,女性不应 当无原则地妥协和牺牲, 不能消极地适应环境和社会, 而 应当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作为主体, 女性应学会依靠 自己, 独立面对人生和社会的各种挑战,彻底战胜情感、心 理与精神上的软弱、依赖和无助, 扫除自我发展中的羁绊 与障碍; 作为主体,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是平等的,无论女性 还是男性都不应以牺牲对方作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而应当 相互结成彼此尊重平等相处的伙伴关系(三)社会性别理论反对孤立地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 同时也反对把女性视为男性的对立面。它认为,考察认识 妇女问题时, 不要将妇女孤立地剥离开来, 而要将其置于 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之中。

社会性别分析在中国的实践中，注意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利益与需求, 并使一向受到漠视的女性价值得到了凸现。从社会性别分工的视角出发，有研究认为传统男性别分工观念、经济依赖或情感表达存在对全职主妇的劳动参与和家庭分工产生了作用（刘爱玉，2015）。

除了从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视角和社会性别分工视角，对家庭主妇的职业研究还可以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出发。对情感劳动的探讨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情感社会学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情感劳动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阿莉·Ｒ． 霍赫希尔德( Arlie Ｒussell Hochschild) 在其 1983 年出版的《被管理 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一书中提出。霍赫希尔德通过对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和收账员的实证研究，指出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工人的脑力与体力劳动 ( 空姐的脑力劳动主要体现在紧急降落或者突发意外时的应对策略，体力劳动主要体现在推餐车等) ， 服务业劳动者还付出了“情感劳动”，即面对消费者 时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以展示出微笑、殷勤与和善， 从而成为劳动力的有效组成部分。情感劳动不仅意味着要求劳动者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也包含为了让服务对象感到舒适满意而根据工作要求做出的情绪管理和微笑。“情感劳动”理论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伴随着从工业时代向服务业时代的转变，资本购买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情感也被卷入到生产过程中。即在后工业时代，资本对生产力的 入侵已然扩展到了过去属于劳动者私人领域的情感，劳动者的情感也被卷入生产过程，由此劳动者的异化和被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霍赫希尔德对情感劳动的研究开启了劳动社会学对情感劳动的关注与讨论，已有研究多从性别视角、文化视角以及关系视角等维度进行一系列实证分析。从性别视角来说，霍赫希尔德在《被管理的心》及其后续研究中，始终强调把性别视角引入情感劳动研究，强调性别意识和情感文化在情感劳动中的联系以及女性在工作中“情感劳动”和家庭中“情感表演”之间的张力。在商品化过程中，伴随着私人领域的工作化和情感生活的市场化( 如心理咨询和临终关怀等) ，性别情感投入与情感劳动、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和张力也更突出与明显。希尔德的学生詹妮弗·皮尔斯( Jennifer L． Pierce) 通过对两家律师事务所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指出情感劳动的需求量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折射出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即劳动具有性别情感区分，且这种区分具有社会地位再生产功能——男性居于权力者位置，女性处于无权者位置。情感劳动理论可以应用于全职主妇的家庭分工。家庭能够提供防御和情感慰藉，创造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劳动分工。对于存在全职主妇的家庭来说，男性承担着获取物质利益、家庭生活来源的经济性工作，女性则承担着家庭分工中的情感性表达工作。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对全职主妇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家务分工、家庭权力分配。家务劳动分工和家庭权力分配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研究夫妻平等的两个重要课题。大量研究文献证明，尽管西方国家已婚妇女就业逐年增加，但仍承担大部分家务，而家庭决策权仍小于丈夫。对上述情况，理论上的解释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经济决定论，一派是文化决定论。简单说来，经济决定论根据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认为就业妇女之所以仍承担 较多的家务是因为她们的收入和职业地位仍低于丈夫，因此在经济上对丈夫仍有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使妻子在与丈夫“谈判” 中处于劣势，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多承担家务。（Brines，1994）此外，丈夫在家中较重要的“扶养”地位、较为广泛的社交圈子和较强的社交能力又赋予丈夫较大的家庭决策权，而妻子的活动范围则更多地局限于家庭，所掌握的用于交换的经济资源较少，因而家庭决策权小于丈夫（Steil，1997）。文化 决定论则强调男权文化对家务分工和夫妻权力分配的影响。然而西方理论在目前中国的家庭研究中 正受到挑战。按照经济决定论，随着妻子与丈 夫的相对收入增加，她们所承担的家务份额应 该成比例减少。在我国，尤其在改革开放早期， 夫妻收入比率是最高的。但我国90年代进行的几次大规模抽样调查表明，在妻子的各个收入段，妻子所承担的家务均比丈夫高。（冯立天等， 1995；沙吉才等，1995；沈崇麟、杨善华，1995；徐安琪，1997）有的研究对经济决定论进行验证，但妇女的经济地位与家务分工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最关键的是经济决定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收入高 于丈夫的职业妇女仍承担大部分家务，为什么有些妇女积极主动包揽家务。至于家庭决策权，中国城市夫妻关系走向则与西方理论的预测相去甚远。我国研究表明，城市夫妻共同决策极为普遍。如将夫妻进行比较，妻子对家庭收入的管理权、支配权及决策权均略大于丈夫。（冯立天等， 1995；沙吉才等，1995；沈崇麟、杨善华，1995；徐安琪，1997）还有的研究发现，妻子在日常家庭事物中的决策权高于丈夫，而在重大事物的决定上其权力 的天平则更多地向丈夫一方倾斜（陶春芳、蒋永萍，1993）。只有一项分析将妻子的家庭决策权 与其相对收入联系起来看，发现妻子的收入有 助于提高其决策权。但这种相关性仅局限于购买大件一项。

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是从家庭、社会与性别方向展开的。但是，其中仍有几方面不足：

第一，已有文献从性别权力、性别分工单独对全职主妇家庭关系和职业女性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分析很多，但很少关注全职主妇从家庭走向社会就业动态过程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变化。

第二，研究全职主妇就业的已有文献大多关心全职主妇是否就业，或只探讨就业和不就业两方面的差异，将就业者看作高同质性整体，忽略了不同际遇家庭妇女就业的差异。

第三，已有研究大多关心家庭妇女就业原因，但对其就业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女性的主观感受鲜有讨论。

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以性别权力关系为主线，以情感劳动为切入点，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激发了全职妇女外出工作的愿望；为什么全职主妇在角色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自我角色定位、夫妻关系、社会关系的冲突，什么因素决定了冲突调整的成败；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的改变能否改变全职主妇家庭权力关系中所处地位。

四、方案（设计方案、或研究方案、研制方案）论证：

研究设计：

调查地点选择：四川省成都市

调查对象选择：本课题的调查对象由三部分人所组成：（1）就业全职主妇（2）全职主妇的亲密家庭成员（3）全职主妇社会交际对象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尝试对全职主妇就业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采取了文献法，通过阅读、分析、整理有关文献材料，总结提炼了有关全职主妇研究的一条主线：性别权力关系；两个视角：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化和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希望通过研究性别劳动的新视角，情感劳动为切入点分析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结构式访谈搜集资料，访谈对象是全职主妇的家人、朋友以及其本人。

通过对其家人的访谈，希望了解全职主妇的：家庭规模、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劳务分工，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家庭权力分配、家庭成员对全职主妇就业的看法。全职主妇就业后家庭成员关系的变化、家庭劳务分配的变化，家庭成员对全职主妇就业看法的变化。

通过对全职主妇社交网络成员的访谈，了解其社会交往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业状况、对全职主妇就业的看法，对全职主妇本人的支持程度。

通过对全职主妇本人的访谈，了解全职主妇就业的动机、全职主妇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看法，全职主妇对个人家庭地位的看法，全职主妇对家庭成员的看法。全职主妇就业状态的满意程度，全职主妇对就业的适应程度。对就业后生活状态变化的看法。

同时，本研究希望通过参与式观察，追踪就业后全职主妇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与家庭关系，对就业后生活际遇变化的主观反应。

研究问题

明确本研究针对的研究对象具有何种特点，有利于澄清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本研究聚焦的全职主妇具有以下特点，可以通过观察得出（1）身处中年，子女离家或工作或求学，抚养后代的主要家庭责任大大减轻。（2）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缺乏从事专业工作的职业技能，多选择服务性质的行业（如餐饮、家政、零售等）在劳资双方间处于弱势地位（3）家庭关系中，从经济层面上依附于丈夫，家庭权力较低。以上的特点决定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地位。

从社会性别理论和家庭权力关系的视角看，全职主妇的弱势地位与社会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构建是分不开的，社会性别分工通过对性别不平等关系的深入分析, 揭示出隐藏在物质生活背后的性别制度，将“性别权力关系”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具体来讲：首先，传统的全职主妇与其丈夫的家庭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全职主妇在家庭内部而不参与社会生产，对其丈夫处于经济依附的地位，“生产关系”是构成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基础，但随着全职妇女外出就业愿望增强，权力关系的经济基础受到严峻挑战，从而产生了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激发了全职妇女外出工作的愿望；其次，我们观察到，在全职主妇从家庭走向工作岗位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由家庭向社会的角色转型过程中，一部分全职主妇对就业的预期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偏差，面临着自我角色定位、夫妻关系、社会关系的冲突，在处理矛盾冲突，对冲突进行调整时，由于性别权力不平等存在，导致部分全职主妇就业转型失败，有些甚至再次回归家庭，对这个现象的观察，产生了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全职主妇在角色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自我角色定位、夫妻关系、社会关系的冲突，什么因素决定了冲突调整的成败；其三，虽然全职主妇就业后依然面临着性别权力不平等的阻力，但就业从客观上改变了她的社会经济地位，拓展了她的社交关系与社会网络，因此，本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想探讨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的改变能否改变全职主妇家庭权力关系中所处地位。

三个研究问题，以性别权力关系为主线，呈现层层递进的关系。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和实际情况的分析，本研究希望以情感劳动为切入点，探讨全职主妇在有家庭向社会角色转型中情感劳动投入形式、对象的变化与性别权力关系变化之间的联系，从而解释研究问题。

霍赫希尔德始终强调把性别视角引入情感劳动的研究中，强调女性在工作中的“情感劳动”和家庭中“情感表演”之间的张力，在商品化过程中，伴随着私人领域的工作化和情感生活的市场化( 如心理咨询和临终关怀等) ，性别情感投入与情感劳动之间的关联和张力也更突出与明显。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对情感劳动的应用领域有所扩展，认为情感劳动不仅可以应用于社会领域，也可以应用于家庭领域。因此从情感劳动视角提出对研究问题的研究假设。首先，如果把夫妻关系视作交换关系，则情感劳动理论可以应用于全职主妇的家庭分工，对于存在全职主妇的家庭来说，男性承担着获取物质利益、家庭生活来源的经济性工作，女性则承担着家庭分工中的情感性表达工作。女性以无偿的情感性劳动换取丈夫的经济物质支持。这导致全职主妇的情感作为生产产品被卷入生产过程，由此全职主妇的异化和被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现代化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全职主妇不再只局限于家庭内部生产之中，而有了参与社会分工，提升权力地位的途径，这给了全职主妇脱离异化和被剥削家庭地位以强烈动机；其次，由于社会性别分工（女性特别是家庭主妇从事情感性劳动）强调了全职主妇的女性气质和温顺形象，使进入社会的全职主妇大多从事需要投入大量情感劳动投入的工作，区别不过是情感劳动的对象由家庭转向社会，从无偿提供转为有偿提供，这可能引起全职主妇目的和自我满足感的预期与实际的差异，导致全职主妇自我认知冲突、夫妻关系和社会适应冲突；第三，对于那些依然从事情感劳动的全职主妇而言，就业所带来的社会支持、经济地位提高不改变社会性别分工所决定的其提供情感性劳动的事实，所以可能并不能实际改变其在家庭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