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来自中国的证据文献综述

 2022-04-19 06:04

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 献 综 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Aaditya Mattoo等（2020）研究了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他们运用一种研究方法来量化服务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间接作用，并构建基于价值增值出口的新的RCA指数计量方法。研究还表明，金融和商业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加了密集使用这些服务的制造业部门的显著比较优势以及一国可以通过更多地依赖进口服务投入来部分克服国内服务业不发达的障碍。他们还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可以帮助促进其制造业出口。

Maria Bas（2019）调查了1990年代中期印度的通信和能源服务改革对下游制造业企业投资研发的决定的影响，文中的实证分析使用了通信和能源服务领域的制造公司水平数据和监管指标，发现印度服务业的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渠道是消除进入通信服务部门的壁垒。

Cohen和Zysman（1987）指出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只有制造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辅相成，他们的相互作用尤其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生产性服务业所增加的就业是对重要制造业就业的补充。此后Faeeell和Hitchen（199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有着极大影响作用。若一国或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那么其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相应较低，产业竞争力不足，由此会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发展进程阻塞。Francois（1990）和Diaz（1998）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越来越独立，与此同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强，二者之间原有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产业将会出现互动融合发展趋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大多将研究定位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本身的互动关系上。金浩，刘肖（2019）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为基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系。文中利用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配合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位是否有协同定位现象，发现结果是否定的，二者间不存在协同定位现象，但二者会随着空间范围扩大而相互吸引。而周小亮和宋立（2019）则进一步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这种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文中采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二者的协同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影响。孔令夷，邢宁（2019）为探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原理，运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二者的融合效应及波及效应，并按照细分行业及不同地域对其互动作用进行实证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消耗与技术含量呈正比，但水平较低；就波及效应而言，前者强于后者，且制造业的不同细分行业间的互动程度存在明显差别。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出口方面的影响。仲鑫，游曼淋（2016）运用2006-2010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销售、维修及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金融业”及“房地产、租赁服务和其他商业活动”等服务业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起着巨大推进作用，且其影响制造业出口的一大渠道便是扩展边际。陈丽娴（201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想增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必须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产品价值链的延伸上下功夫。她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出生产性服务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所投入比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投入能显著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但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对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无显著反应。肖晓军，罗琪（2017）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IOD）中我国2001-2011年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国内外生产性服务投入我国制造业的比重的变化，并用计量学方法检验了制造业出口随比重变化的规律。结果表明，虽然总的来说，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不同生产性服务以及国内与进口生产性服务之间的促进作用有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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