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40-1937年塞法迪犹太人对上海的影响文献综述

 2022-09-04 09:09

论1840-1937年塞法迪犹太人对上海的影响

摘要：20世纪在中国曾掀起“犹太人在中国”热的研究迹象，1988年随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建立，学者开始对上海犹太人进行深入研究。先是通过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旧上海犹太社团的发展史，然后开始深入了解其在经济、政治方面对上海乃至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活动著述特别多。

关键词：犹太人，上海，发展

20世纪中叶以来，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的著述越来越多。与之前研究所不同的是，现在研究的主要是近代犹太人在华的现象，特别是上海犹太人，而之前主要是关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犹太人在中国”热的早期迹象出现于20世纪40、50年代，到60、70年代逐步形成势头，到80、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中以建交后达到了高潮，目前仍是方心未艾。

随着1988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建立，学者对上海的犹太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1982年徐铸成的《哈同外传》问世，张仲礼、陈增年所著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于1985年出版，再次激起了中国人对昔日上海滩上活跃的犹太财团的巨大兴趣。1987年，王庆余发表了《旧上海的犹太人》，以翔实的资料全面地介绍了旧上海犹太社团近百年的历史。90年代初，潘光先后发表了《浅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和《关于旧上海犹太人复国活动的历史考察》两文，首次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和上海的锡安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1]进入21世纪后，由潘光任主编、王健等任副主编的大型画册《犹太人在中国》和《犹太人在上海》相继问世，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图解了近代上海犹太人生活。2002年，潘光、王健合著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首次对上海犹太社区的发展及犹太人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与评价。此外汤亚汀的《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描述了上海犹太人的音乐文化史，特别是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的音乐文化生活。饶立华的《lt;上海犹太纪事报gt;研究》通过对60余年前存于上海的一份犹太报纸的研究，解读了二战期间流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的心路历程和日常生活。许步曾的《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讲述了上海犹太人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贡献。同时，国际上对于上海犹太人的著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朱迪丝·本-埃利泽的《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的《难民恶幸存者，大屠杀期间的拯救努力》雅科夫·利伯曼的《我的中国，犹太人生活在东方1900-1950》、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的《我曾经叫莎拉》等都是以个人回忆录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以第一手资料和史料见长。[2]

刘晓航在《流散中国的犹太人》中阐述了“上海的犹商财团对上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推动的作用。上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由商而兴的城市，其经济启动的最初动力就是随着上海对外开放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而犹商财团中沙逊家族、哈同家族等在上海早期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他们在近代上海经济的启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是影响了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19世纪中叶，上海从一个黄浦江边的小镇，一跃成为多功能的近代化特大城市。从市政建设的角度而言，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公用事业的兴办则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的功能， 从20世纪初开始，绝大多数塞法迪犹商都将投资重点从贸易转向房地产业和公用事业。与此同时，沙逊财团大力投资高层建筑，采纳各种 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市中心的建筑风格和街区布局。上海的外滩因此而形成。第三是促进了上海市区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善于从事商品零售业，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居住十分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上海不少街区的商业繁荣。第四是为上海引进了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犹太财团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经营手段与方式，以达到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甚至是不择手段，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也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非常重视金融杠杆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哈同洋行在从事房地产业时也往往采取房地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3]

在政治方面，董莉英做出了这样的阐述“上海犹太人要维护自己在上海的权益必须要有政治上的保障，为此与中国当政者和地方当局维持了良好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维克多·沙逊为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购买了大量的南京政府发行的债券和公债。辛亥革命前，上海滩上的另—位犹太巨富哈同，一方面与清王室结为干亲，另一方面又与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建立密切的联系，还出钱资助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出现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他在上海的居所哈同花园成了南北双方密谈的会场。”[4]

在经济上，王庆余做了这样的阐述，“在上海开埠初期, 犹太商人也加入鸦片贩子的行列。由于来自孟买的沙逊集团, 直接控制了印度产地的大部份鸦片, 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 它就跃居在华鸦片商的首位。到本世纪前后哈同洋行崛起, 与沙逊洋行合开洋药公司, 垄断了上海的鸦片市场。此外埃兹拉也是鸦片商的首领之一。二十年代后鸦片贸易虽然日趋衰微, 而军火买卖却日益兴旺。从步枪、子弹到教练机、鱼雷艇, 安利、哈同等洋行竞相把外国军火卖给混战中的军阀。除鸦片和军火外, 上海犹商经营着五花八门的进出口业务。总行设在上海的安利洋行, 在国外伦敦、巴黎、纽约, 在国内香港、天津、广州、汉口、重庆、沈阳等地, 均设有分支机构。它下属的祥泰木行, 垄断着我国木材的进口。它在天津、沈阳、汉口、南京创办汽车销售公司。它大量进口五金, 特别是废旧钢铁。它出口的生丝在国外素享盛誉。犹商利用其国际上广泛的经济联系, 在沪经营大规模进出口贸易。”[5]

剩余内容已隐藏，您需要先支付 10元 才能查看该篇文章全部内容！立即支付

免费ai写开题、写任务书： 免费Ai开题 | 免费Ai任务书 | 降AI率 | 降重复率 | 论文一键排版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