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十年代中德关系变化探析文献综述

 2022-08-31 09:08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德关系变化探析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是民国史上较为一段特殊的对外关系，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初步发展时期；“蜜月”时期；冷淡时期；恶化断交时期。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德关系变化的原因：德国的战略选择、日本的价值变化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笔者以为，在中德关系由“蜜月”到“断交”的过程中，德国没有全部掌握主动权，中国同样也有自己的选择权，中德关系的变化实际上也和国名党政府外交政策中心的演变密切相关，中德断交是蒋介石“亲英美、联俄”外交政策得到有效回应的结果。

关键词：中德关系；蜜月；外交政策；亲英美；全球战略

一、文献综述

对20世纪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的研究大致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界的研究著述主要包括研究德国、日本和中国三方面对中德关系影响的文章。

从德国方面来研讨中德关系变化的研究成果最多。有些学者以希特勒的全球战略为出发点考虑。他们认为30年代中德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以欧洲战略或全球战略需要为出发点，在中日之间不得不作出抉择的时候，选择了日本，中德关系因此迅速恶化。杨玉生在《论纳粹德国远东政策的演变》（《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一文中就说明希特勒曾指出,德国全部内外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铸造刀剑”,即扩军备战；二是“寻求战友”,即建立法西斯国家联盟。 前期以实现第一个目标为重点，因此中德因经济上的利益互补而关系大为加强，后期希特勒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在远东寻觅盟友（日本）成为其主要目标，而中日矛盾又不可调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张北根的《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何兰的《试论1938——1941年的中德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5期，1997年9月]、梁星亮的《简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的对华政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马骏的《日本侵华后的中德关系及其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等文都持此种见解。

另外，除“全球战略变化”这个因素外，从德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出发来看，部分学者指出在中日两国之间实行的“等距离外交”，也可称之为“平衡外交”或“中立外交”，本身就存在缺陷，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陶德曼调停”失败标志着德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中德关系在“蜜月期”后迅速冷淡恶化。陈仁霞在《陶德曼调停新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就对“陶德曼调停”的三个阶段做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调停失败后，德国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最终倒向日本。另蔡胜、王安平在《二战期间中德关系破裂原因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中也分析了调停失败的原因——日本推翻了第一次的和谈条件，增多了“和谈”的砝码，国民政府无法接受，正如蒋介石在日记所说：“倭寇所提条件 ,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 , 与其屈服而亡 , 不如战败而亡”。此外曾魏在《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原因浅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孙光明在其论文《单独抗战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1日）中也同样提及了德国在维护“平衡外交”的努力失败和衡量中日对其价值之后选择了日本，中德关系因此迅速恶化。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者的分析从宏观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发展到希特勒的个人因素，认为希特勒对中国存在着轻视态度，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其全球政策的一颗实力弱小却资源丰富的棋子，在利用价值下降之后可以随意扔掉，当“平衡外交”无法继续时，果断选择倒向日本。桂景在《论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之演变》（《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就曾分析引用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中德联盟是不值得考虑的，中国人不是雅利安人，也没有文化，在他的种族观来看，中国人和黑人处于同一水平，日本人至少还有一些文化，即使他们没有像德国人一样创造文化，因此他们之间的联盟还值得考虑的”来说明这一因素。同时，吴景平在《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张北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一文中还分析了由于希特勒的不良品质，中德关系的恶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希特勒曾说“在政治中是不讲信誉和良心的hellip;hellip;必要时可以撕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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