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江鼠疫及其防治研究（1940-1945年）文献综述

 2022-08-18 09:08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鼠疫流行情况与防治工作进展

摘要：20世纪日本秘密进行的细菌战遍及我国20多个省，其中浙江省是日本实行细菌战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受资料的限制，有关日军细菌战及日军细菌战与浙江省传染病流行的相关性的论述较少。其中叙述的有关鼠疫发生情形等较多是在细菌战的影响之下的东北地区，对浙江地区鼠疫发生情况及原因等本身的论述篇幅并不俱全，对于日本细菌战水平及战时中国防疫力度叙述的相关著作也相对较少。

关键词：浙江鼠疫； 细菌战； 防疫工作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更为残忍的是日军秘密进行的细菌战，遍及我国20多个省，其中浙江省是日本实行细菌战的重要目标之一。浙省饱受细菌战的残害，深受细菌战影响而引起的鼠疫等传染病几乎遍及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积和人口，而浙中、浙南一带的受害程度尤重。但受资料的限制，有关日军细菌战及日军细菌战与浙江省传染病流行的相关性的论述较少，这一情况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

2014年8月13日，浙江省档案馆部分公开有关浙江鼠疫的相关档案资料。省档案馆相关资料的公开，为浙江鼠疫的研究提供可能。13份全文公布的档案资料中，有关官方往来的电报类档案8件，有关卫生署等疫情报告类文档5件，这些档案资料集中反映了1939年6月到1945年夏，侵华日军对浙江进行的细菌武器攻击，随后大半个浙江省都同时或继时爆发鼠疫，“鼠疫”这一词也相继出现在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疫情报告中。而有关浙江省抗日战争时期细菌战及在其影响下的传染病的研究大多依靠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这13份档案资料。

有关“浙江鼠疫”的相关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95本。黄可泰、吴元章主编的《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1]，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的《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蓖战罪证》[2]，《乐清文史资料（第9辑）》[3]、《义乌文史资料（第7辑）》[4]、《衢州文史资料（第9辑）》[5]等具体记述了浙江省某一地区的鼠疫发生与防治的具体情形。

浙江省云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抗战与鼠疫》[6]，《浙江文史资料（第56辑）：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7]，金成民著的《日本军细菌战》[8]等则是综合性论述。上述著作中，对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论述，在研究中所用材料大部分都是加害者(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口述史，缺乏对日本军当时实施细菌战后对被害地的全面详细的疫学调查。似李晓方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鼠疫、霍乱受害幸存者实录》[9]，则是以作者口述采访亲历者相关经历的基础上，详细记述了浙江、江西、湖南三省80余位霍乱和鼠疫细菌受害幸存者的悲惨遭遇，以揭示日军在中国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行径。而防治工作开展方面，如叶真主编的《浙江鼠疫防治史》[10]，系统收集整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浙江省鼠疫防治祥光历史资料，如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原始疫点的考证、鼠疫防治机构的设置与变迁等，主要对鼠疫疫源地防治工作进行论述与分析等。其中叙述的有关鼠疫发生情形等较多是在细菌战的影响之下的东北地区，对浙江地区鼠疫发生情况及原因等本身的论述篇幅并不俱全。在以“鼠疫”为主题论述的著作中，较多是综合性的论述分析，地域性的研究中，相对而言更多谈及东北地区在日本细菌战影响下的鼠疫发生状况及湖南常德的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的相关性，而对于浙江地区在抗战期间发生的鼠疫少有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有关浙江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的相关性，较多篇幅是描述丽水地区的，而对浙江其他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而言偏少。

有关浙江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相关性论述的论文较多，其中较多的篇幅主体为义乌、金华与丽水，对于其他地区的论述相对而言偏少。如《抗战期间日军在浙江细菌战罪行综述》[11]、《抗战时期浙江的“鼠疫”防疫战》[12]、《日军细菌战：浙江瓯江流域人间鼠疫之祸源》[13]、等都提到抗战时期浙江鼠疫的祸源在于日军的细菌武器的投掷。其中《日军细菌战：浙江瓯江流域人间鼠疫之祸源》一文中，作者周耀明本文作者反驳了《浙江省鼠疫流行史》和1944年间中央卫生署外籍专员伯力斯博士所作的《自然流行》中认为的“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的鼠疫流行是由闽北传入而发生，属自然流行疫区”。同时，指出不仅“浙江中部浙赣铁路沿线各县的人间鼠疫是人为疫区，而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所发生的人间鼠疫也极有可能是lsquo;人为rsquo;的原因，而瓯江流域发生的人间鼠疫正是日军利用了原有传染病流行史, 暗中实行细菌战的结果[14]，作者还对浙江丽水的人为鼠疫进行史实新证，并对日军对丽水三次细菌战攻击进行简要概述。此外，李林达的《侵华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15]对1940年到1945年，日军对衢州、宁波、松阳、义乌崇山撒播鼠疫细菌和在丽水云和采取空中撒播和地面投放鼠疫、伤寒等细菌物的投掷过程进行具体论述；《丽水“瘟疫”揭秘——“细菌战”在浙江（二）》[16]一文则主要通过受害者口述记录，讲述了1942年与1944年日军对浙江丽水实施细菌战时散播鼠疫等传染病的方法。对义乌地区鼠疫流行论述的如《凶残、欺瞒、冷漠——细菌战在浙江（三）》[17]中作者认为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义乌前后出现两次鼠疫传染病高峰是日军细菌战的直接恶果，具体讲述了这一时期义乌的鼠疫流行始末与传播过程，并论证了这一时期的义乌鼠疫与日军细菌战之间的因果关系；《危机状况下的同族团体——以浙江省同姓村中的细菌战受难者为例》[18]一文中，作者上田信通过同族村落崇山村中王道生家族的回忆，讲述了在遭受细菌战后的崇山村的鼠疫蔓延情形与当地居民的应对方法；水谷尚子在《崇山村的鼠疫流行与日本1644部队》[19]一文中借助林笃美的《医心点滴》与《林笃美》、86连队军医佐佐木义敏和卫生兵吉冈林一的访谈录、1644部队义乌分遣部队的证词与《检索参考缀》，揭示了1942年义乌崇山村鼠疫大流行期间，日军1644部队携带部分人员进村检索病菌，经行尸体与活人体解剖、烧毁村庄等事实，侧面证明这一时期崇山的鼠疫流行为人为疫病，但对于崇山村的鼠疫流行是日军细菌战的直接结果还是从细菌战的发生地所传播过来，尚缺乏明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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