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文献综述
前言：20世纪的“三言”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整理考证、作家的生平著述、小说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的探讨等方面，在专题研究方面显得比较薄弱。21世纪以来，“三言”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情节结构研究、文本比较研究、爱情婚恋研究、社会思潮与市民意识研究，其中的人物形象研究在20世纪的基础上没有多少突破，而后面几个研究有新颖的视角出现，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开掘。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综述近十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试图厘清这些研究成果的脉络。
人物形象研究
探究女性形象是“三言”的研究热点。“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分为未婚女子、家庭妇女、青楼歌妓、媒婆等。其中，对未婚女子、家庭妇女阐述详尽的文章主要有《从“三言”“二拍”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1］217－219，文章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勇于反叛封建伦理纲常和追求婚姻自由，不把贞洁作为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点出她们的聪明才智和胆识谋略，对女性形象的研究比较全面。妓女形象研究是人物形象研究的重心之一，这方面的论文以《李贽与晚明短篇白话小说中的女性文化》［3］71－76为代表，这些成果总结了小说中的妓女形象，认为她们长相标致、多才多艺，出淤泥而不染。有些论文还追溯了明代以前妓女的屈辱生活，揭示她们渴望从良的心情。媒婆形象最近几年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较大，主要论文有《闺阁内的爱情导师———“三言”“二拍”中婆子、丫环、尼姑的角色分析》［4］88－101，这些论文既指出媒妁好利贪财的一面，又肯定她们连接闺阁内外的媒介作用，认为她们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商人形象，尤其是徽商形象研究是“三言”“二拍”形象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代表文章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嬗变》［5］127－129。这些论文总结了商人好色、敛财、悭吝、攀附权贵、见利忘义的个性，但他们也有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的婚姻道德观念，珍惜友谊和信义。通过商人身上新的思想观念，点出此时商人不同于以前商人的优秀品质是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和思潮、市民文化的需求、艺术审美观念的更新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商人品质的新变，探讨了冯梦龙和凌濛初进步的商业观和鼓励取之有道、不违仁义的商业品格。另外，商人业儒、文士弃儒的新现象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论“三言”“二拍”角色设计的士商互渗特征》［6］71－75认为“三言”“二拍”打破了传统文学士商对比范式的映衬，突出了士商之间互渗的特征，如文士弃儒和商人贿选为士、文士甘入流俗和商人附庸风雅等。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推进，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注意并分析了这种现象，但鲜有论文追溯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商人形象的研究视角比较丰富，在文本解读方面，分析商人的形象，特别是两大商帮———“徽商”、“晋商”的形象;在文本与社会大环境联系方面，分析了商人形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潮。商人形象的发展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商人形象的“新变”是在研究前代商人形象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前代商人没有整体的认识就探讨“三言”“二拍”中商人的新形象会流于片面。把“三言”“二拍”中的商人放在前代商人群中，抓住商人某一方面的特点深入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新视角，这样的研究成果更有说服力，也更为深刻。
情节结构研究
“三言”“二拍”的情节结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
一是探讨小说情节的线性结构模式。《“三言”“二拍”婚恋小说的结构形式》［8］66－68将婚恋小说的结构分为单线连缀式、双线平行式和双线交叉式。温孟孚《“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9］将小说情节构成分为突发式和渐进式。
二是探讨情节结构设置中的程式化模式。《从“二拍”看拟话本平庸品格的构成》［10］113－117认为，小说中因果报应与宿命的结构模式造就了拟话本的平庸面目。《论“三言”“二拍”否极泰来的角色扮演及审美特质》［11］118－121认为，小说表现出发迹变泰、破镜重圆、绝处逢生等否极泰来的固定模式。这类文章的视角比较独特，对文本中普遍存在的叙述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提出这种现象的同时对现象背后的原因没有充分阐释，研究者可以以这种固定的叙述模式为基础探讨小说作者的文学观、审美心理和社会思潮。情节结构研究由概述小说结构模式逐渐深化，即开始时研究整个文本的结构，而后深化到某一方面的情节结构，如小说中婚恋情节的结构。情节结构研究借鉴了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叙事学的一些观点适用于“三言”“二拍”的情节结构，这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有相关文章进行论述，但成果不多。上个世纪以“三言”“二拍”文献的整理、考证为主，少有关于情节结构的研究文章，它作为一个新视角兴起于本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文本比较研究
把“三言”“二拍”与国外类似作品比较的代表论文有《“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12］48－50。这类论文展现了中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意识，比较了中国和国外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差异，认为中外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社会环境的差异是人物形象和思想意识不同的原因所在。这类研究难以深入，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差别较大，比较起来困难重重，有些作品甚至没有可比性。
“三言”与“二拍”之间，以及“三言”“二拍”与其他话本、拟话本之间的比较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如《“型世言”与“三言”“二拍”创作思想差异探源》［13］229－239认为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教化”论从冯梦龙开始，在凌濛初手里得到发展，至陆人龙而集大成，指出三人创作思想上的差异与作者的个性特征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14］66－68指出“三言”中的商人女性化、文人化，在商贾之道上重道德修养;“二拍”中的商人市井化、民主化，在商贾之道上重谋略技巧。20世纪“三言”“二拍”形象研究集中于女性和商人，人物形象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集中于商人形象比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另外，通过比较商人、女性等形象，可以反观不同小说家所处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探讨不同小说家的文学观。20世纪，“三言”“二拍”的故事来源考证一直是热点，出现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孙楷第的《小说旁证》［15］和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16］，随后又有冯保善、石昌渝等学人的补考。如果以20世纪本事研究为基础，通过比对文本，探讨冯梦龙改编前代话本的原则，或可完善本事研究，对于梳理不同朝代的思潮和文化差异也是有裨益的。
爱情婚恋研究
探讨小说作者的情爱观以及小说中多处出现情爱描写的原因是爱情婚恋研究的热点之一，代表论文有《论“三言”“二拍”的情爱观》［17］145－149。这方面的研究者认为，“三言”“二拍”一方面严厉批判各种性错乱和性放纵行为，一方面对男女之间正常、健康的情爱持肯定态度，指出小说集中情爱描写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作家的性爱观、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及商业出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他重要论文有梁树声的硕士学位论文《“三言”“二拍”偷情故事研究》［18］和智清清的硕士学位论文《“三言”“二拍”中的相思阻隔现象研究》［19］。前者将小说里的婚恋故事分为忠贞类和偷情类，通过比较“三言”“二拍”里的偷情故事，探讨了两本小说集的不同偷情类型。后者把小说里的相思分为少男少女的相思、分离夫妇的相思和士妓之间的相思，探讨了小说集里相思阻隔的原因、特点及文学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