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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京杭大运河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有着巨大的推动与推进作用，作为古代的告诉交通工具，运河给沿线城市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带来了无数财富，也推动了许多商业发展和民间手工艺等文化的传播。元明清时期的江南彻底成为了华夏天下的首富之区。而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几乎包含了苏州所有的水系，给苏州带来了无数的财富。而苏州阊门最是能直接展现苏州繁华的地方。苏州的繁华，归根结底也得益于其水运交通，阊门位于交通要冲之地，城河沿岸运输的码头众多，文化、商品的输入输出机会同样众多。
大运河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运河文化遗产的“明珠”。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有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沿岸丰富的文化典籍、民间故事、风土人情是大运河文化宝贵财富[1]。
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方面，胡梦飞认为大运河徐州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卓有成效，但仍存在保护意识薄落、保护机制不健全、保护开发不科学等问题。要坚持“科学开发、合理利用”的方针，努力发挥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推介、完善保护机制[2]。徐业龙认为大运河申请成功后。淮安市着力开发利用运河核心文化遗产，从历史、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重新审视其价值，高水平规划建设运河文化产业项目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3]。
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赵艳喜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 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和完整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4]。仇兵奎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根本目标与效果评价主要涉及保护内容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层面，应该建构 14 个指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效果评价体系[5]。李剑基于无锡运河文化遗产的分类整理和总结，从器具的数字复原和虚拟展示、非遗影像的“微传播”及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三个方面，对数字化保护措施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6]。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京杭大运河保存了众多类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性决定了其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固有的博物馆保护模式不能适应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性要求。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保护优先是推进运河文化产业化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只有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各类物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保护和传承，才能焕发其生机，延续其价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合理化开发的源头，是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首要任务[7]。
综合评述，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学术成果众多，以形成学术对话。但是也应看到，现有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一是实证研究大部分基于大运河特定河段或城市的调研数据，针对大运河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研究非常少。由于大运河沿岸地区差异显著，地区性的研究缺乏普适性。二是现有研究对象大多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为主，涵盖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玟、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少。三是现有研究关注到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应该协同发展，但是针对大运河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统筹规划、协同发展的研究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