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治话语走向文学自觉
——论八十年代“文革”叙事的嬗变
摘要：纵观对于“文革”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角度归纳和评价文学作品中的“文革”叙事。第二，对“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整体研究和系统梳理。第三，对“文革”叙事课题的论文研究。
关键词：“文革”叙事；文学思潮；文学自觉
一、文献综述
随着“文革”劫难的结束，文学却并未从表达政治意图、虚构由“革命”激发的浪漫想象的“文革”文学中转变。滥觞于七十年代末的人道主义思潮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实现人们革除蒙昧主义“封建”复辟、承接“五四”开启的“新启蒙”的思想愿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以及卢新华的《伤痕》以个体的创伤记忆揭发了“文革”造成的肉体和灵魂伤害，表达出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揭露“四人帮”对知识青年思想的迫害。“伤痕文学”引导了文学与政治“一体化”决裂、暴露与控诉的创作潮流，同样也孕育了探究历史责任的“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更多带着理性思考、分析的哲学色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社会政治事件中体现的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倾诉苦难的同时总结民族历史的经验教训。八十年代前期，文学主要围绕着对“文革”控诉和反思的主题，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是关注的焦点。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及之后，“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的命题不断提出，当代作家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分裂。由于政治语境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宽松，以及西方文学、思潮引进，文化语境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人的主体性以及文学主体性成为文学追求的价值目标。“文革”这一题材资源更多作为小说碎片化的背景，小说也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思想主旨，客观写实的场景描写减少而多以幻想、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呈现出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的特征。因此，本论文抓住八十年代文革题材小说叙事演进与流变这一中心论题，考察文革题材小说的历时性发展及其特点。
“文革”叙事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文学命题，“伤痕”、“反思”小说到先锋小说、新生代小说都为该领域留下了大量的“文革”叙事小说文本。学界对“文革”叙事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的70年代末，但那时“文革”叙事大多被纳入到新时期之初的思潮与现象中进行评析，“文革”叙事尚未从文学思潮中剥离出来，而是被放置在“伤痕”、“反思”小说思潮的领域中。纵观对于“文革”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角度归纳和评价文学作品中的“文革”叙事。例如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概括并总结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思想指向与表现内容，准确归纳了新时期文学之初“文革”叙事的主题内涵。第二，对“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整体研究和系统梳理。例如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许子东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了波洛普分析俄国民间故事采取的功能分类与情节归类的方法，对50篇文革题材小说的情节模式与角色功能进行提炼和剖析，将大量的文革小说分成四种基本叙事类型，还包括对文革题材小说中的革命群众形象进行的归类与分析，例如张光芒、童娣的《“想象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第三，对“文革”叙事课题的论文研究。包括考察人道主义话语在文革题材小说中的变迁、研究文革题材小说中“人”的主体精神的变化等等，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多的散见于对单篇或阶段文革题材小说的评析与解读中，包括对文革题材小说在视角、笔法、心境等上的变化轨迹：例如刘江的《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和邹忠民的《历史的失语症——“文革”题材创作论》；也包括张景兰《“苦难与知识分子”的再解读》、《民间视野下的文革》，对文革题材小说的知识分子视角、民间立场等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对“文革”叙事非题材化趋向的研究，例如王尧的《“思想事件”的修辞——关于王安忆lt;启蒙时代gt;的阅读笔记》。
“文革”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以文革作为题材的小说文本因而具有历史反思、社会群体记忆构建、民族创伤情感弥合等多重意味的文学命题。从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角度，透过文学史对“伤痕”、“反思”小说这些文学思潮的经典表述，我们可以看出文革题材小说发轫阶段与文学思潮的共生关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指出了“伤痕”、“反思”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倾向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内乱给人民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后期对于文革题材小说进行系统梳理和整体研究的是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该书对50篇文革题材的小说的情节模式与角色功能进行提炼和剖析，将这些“文革”叙事的小说分为四种基本的叙事类型，这种研究对小说的人物角色与情节模式有着细致入微的分析，同时能够较为精准地对小说文本内部进行解读。但该种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局限，那就是它只回答了“文革”叙事的类型，并未对叙事类型的意义以及外部因素加以探究。刘江的《论“文革”题材小说的嬗变》从文化视角出发，反思内容由极“左”路线到“国民性弱点”，表现方法由凸现到隐现，感情由激昂到冷静，但该文只是对少数作品内容和叙事上的简单归陈，在批评方法和学术见解上缺乏新意。邹忠民的《历史的失语症——“文革”题材创作论》对文革题材小说的研究有所深化，指出了文革题材小说的普遍缺陷，即虽然使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漫画式或闹剧式的脸谱化方法刻画人物，但作者的创作仍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独立的审美意识，创作主体仍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批判意识。除此之外，“文革”还可以作为一种典型的关系、模式、心态、心理，这也是“文革”叙事中的另一大研究方向。这一思路丰富了文革题材小说的研究思路，对于一些有较重文革因素但文革题材却并不明显的小说文本找到了切入的角度，揭示了历史事件的“文革”拥有巨大阐释空间的性质。
“文革”叙事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文学命题，在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潮流和当代作家中都得到了大量的书写，从思想的深度和艺术表现手法角度考察，这些文本呈现出参差性、渐进式与时代性的特点。“新时期”之初，“文学—政治一体化”的激进文化思潮席卷并控制了作家的文学创作，模糊 “文学”与“政治”的界限，使得政治意图、观念更为直接地表达在文学作品中，显示阶级和政治的集体性质。这一期间的“文革”文学遵循着激进派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在作品中实践政治的“美学化”，采用理想的“典型化”的手法指向确定的“公共”意义，而非个人的体验。“伤痕文学”以揭露、抨击“文革”的姿态表达了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体现的是对“人”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及“启蒙”的觉醒，显示了文学“解冻”的迹象。而到了八十年代文学的转型时期，“文革”叙事也逐渐与政治文化和主流规约产生偏离，从而产生异质于政治文化和其要求的话语立场、价值判断。八十年代中期时，文学已显示逃逸出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话语制度性规约的倾向，文学的自律性与自主性逐渐增强，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个性表达日益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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