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穆时英作为活跃于三十年代文坛的作家，其独特复杂的创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时代环境的特殊和自身矛盾的人格，使其小说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其笔下的人物沉沦与觉醒并存，在奔赴又逃离都市的两难选择中流露出对都市爱恶交织的二重情感，而左翼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也使穆时英从“普罗文学”向“新感觉派”转变，形成了前后期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其小说创作的二重性也折射出穆时英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穆时英； 二重性； 都市；溯源
一、文献综述
三十年代，穆时英创作了一系列都市题材的小说，其独特复杂的创作风格引起人们的兴趣。同时代的左翼评论家大多肯定其技巧上的创新而否定其意识形态的缺陷。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批评标准单一，加上穆时英“汉奸文人”的敏感身份，使得研究陷入停滞，直到嵇康裔等人为其翻案，才有效地推动关于穆时英的研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严家炎在其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中将“新感觉派”定位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并较为客观地对这一流派做了评析，为研究穆时英奠定了基础。随着思想解放和都市文化研究的兴起，对穆时英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
目前出版的有关于穆时英研究的专著数量不多，国内主要有2015年出版的陈海英所著的《民国浙江籍作家穆时英研究》。截止于2020年12月，在中国知网检索以“穆时英”为主题的词条，共有779篇论文，其中学术期刊有524条，硕士论文96篇，博士论文7篇。纵观这些论文，我们可以发现学者对于穆时英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题材。杜衡曾表示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在这方面，唯有穆时英有好好继续下去。总体来说，从都市文化入手来把握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夏文远曾强调都会主义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把创作的焦点牢牢对准题材的现代性”。上海本土的吴越文化与西方文明的融合造就了畸形的消费、享乐文化，而这一文化特征也清晰地反映在穆时英的都市题材中。吴福辉在《都市旋流中海派小说》中肯定了穆时英小说中现代都市情绪的流溢，他指出外滩沿江的大厦群落向内辐射出霞飞路、南京路上新式的百货商场、影院、饭店、跑马场等地带，取代了昔日的消费方式，而都市本身也独立地真正地成为审美对象。史书美也表示：“穆时英大部分小说都可以被称作是对城市的lsquo;概要rsquo;研究，在小说中，城市成了主要人物。”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谈到穆时英小说中的女性身体肖像可以与上海这座城市联系起来（如《CRAVEN“A”》），他着重分析了舞场这一都市意象，发现穆时英在小说中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视觉天赋。李欧梵特意借用了柏右铭的“景观”概念，强调“从景观中生出的欲望最终又被引回到景观上；意象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延伸。
陈海英在《民国浙江籍作家穆时英研究》中专设一节来探讨穆时英小说中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都市，并认为街道和舞场是穆时英表现都市外观和内质的两个核心意象，分别展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美学品格以及代表的摩登文明。李洪华则较宏观地指出穆时英小说中反映出的“上海都市文化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文化”。杜心源在《都市空间与新感觉派的身份认同危机》中则更进一步，将都市空间的新奇幻与新感觉派作者的创作风格和观念相结合。都市空间族群、观念之间的乱流令作者目眩神迷，使其对“时代”的理解出现了分化，不再仅仅是 “斗争”“人生”“革命”等重大叙事主题，还有新兴的城市文化带来“当下性”，着重于都市空间的描绘是从“斗争”中脱身，转向美学领域发现“时代”特性的方式。Yang Luxi在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o-sensationalism of 'Shanghai Fox Trot'一文中也探讨了穆时英城市文本中所传达出的有关人们精神颓废的碎片。黄伟明又对都市意象做了更加深刻的讨论，他在《繁华都市的现代书写——穆时英都市小说论》中清晰地提出穆时英创作中的两大系列意象：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观和时髦颓废、孤独陌生的都市人，指出“穆时英写的街道是现代都市灵魂的探视口”。宋贺在《穆时英小说都市意象的现代意蕴》中则更加精细地划分了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意象，从“漂浮的能指”中揭示现代意蕴，表露出穆时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探求。
第二，穆时英小说中的艺术特色。作为“技巧派”，穆时英曾在小说自序中公开表示自己关心的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学界对其小说创作中艺术特色的研究也不在少数，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化。吴福辉认为“穆时英把新感觉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心理的文学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余清香、毛家明在《大都市在他笔下痉挛——论穆时英的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也肯定其奇特手法，从艺术感觉的直抒、闪回跳跃的结构、意识流等方面给予读者全新的体验。夏文远则在《论穆时英小说结构模式的创新》中对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划分，提出了“并列组合式”“铁塔式”结构以及将故事和意识流融为一体的结构模式，这三种结构方式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小说在一维时间里发展情节的惯例，使短篇小说在不失故事性的基础上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宽广。随着研究深入，对穆时英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角度也更加多元，比如沈远川在《论穆时英小说的诗化倾向》中指出穆时英的诗意追求加强了小说的音乐节奏，将排比反复融在一起，形成特有的乐感。在诸多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联系电影艺术去分析穆时英创作的特点，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介绍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时就点出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尤擅借助电影化新模式进行小说创作。翟杨莉、张勇在《穆时英小说的空间形式》中表示穆时英借鉴了电影蒙太奇场面切换的技巧，创新了小说的空间形式。其中蒙太奇般的场面切换使时间不再是连续性的，当设计某一特定场面的描写时，穆时英便采用故事时间为零的静述手法，和电影一样能同时调动起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功能。李今则发表《新感觉派和二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一文，将电影艺术与中国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多方面细致地对比。她指出新感觉派作为好莱坞的影迷和“软性电影”的倡导者，从创作的技巧来看，穆时英通过对典型场景的选择、呈现，使小说具备了电影“永远的现代式”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和电影多样的观点、图像本性和蒙太奇处理镜头的联结、转换技巧存在对应同源的关系。王学振在《电影对中国新感觉派的影响》中进一步强调了穆时英小说中题材的娱乐化，类型化倾向，以及“表现手法的视觉化、听觉化和立体化。”特别点出穆时英小说中充斥着的主观化的色彩、叠印的画面和类似电影插曲的独立段落。黄文达在《穆时英小说的镜像思维》中发现了穆时英小说中强烈的镜头感，通过描述主观镜头意象，剪辑与复沓、浏览和凝视分析其创作特点。之后，盘剑在《论新感觉派小说的隐性视觉形态》中又概括提炼出穆的小说中“仿像”的特征。此类新兴的研究方向使穆时英创作中的艺术特色有了更多样更深刻的解读空间。
第三，穆时英小说的思想主题。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曾被左翼文艺批评家视为“第三种人”，其小说创作也被冠以腐化逆流之名。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穆时英的小说主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由此涌现了不少客观且有新意的观点。姚明强在《病态的都市人生——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论》中强调其小说的风格是在“精神颤栗和肉欲陶醉”的人生范围内确立与之矛盾的价值取。而周毅在《浮光掠影嚣孤魂——析三十年代作家穆时英》中则对穆时英持更加肯定的态度，认为其作品中流露出对历史发展的焦灼感和个体价值的迷惘感，“浮光掠影”的文字环境下是尖锐的痛感和拼命的反抗，但同时也指出穆时英没能达到西方现代派反讽的高度，对文本过于焦虑拘谨的努力使其无法获得更广阔的视野。虽然身为地道的都市作家，但穆时英对待都市的情感是复杂的，反映出的都市精神也是复杂的，不少学者对此做了分析探讨。张鸿声在《论穆时英》中表示穆时英对都市社会进行的解析是多元复杂的，早期作品传达出强烈的反都市情绪，但在中后期的创作中就放弃了阶级对立的视角，流露出低俗的市民意识。吴福辉曾在《都市旋流中海派小说》中归纳海派文化性格，其核心是趋时务实。从《南北极》到《公墓》集，穆时英不是“左”或“右”，只是着眼于读书市场，追赶新潮而已，海派的精神是“入世”的。另外，穆时英“提出了人遭现代都市lsquo;压扁rsquo;的命题”，而这种在都市中感到的压抑又转化为都市的报复主题（如《南北极》），所以穆时英即使以描写洋场为能事，但终究是一个都市飘零者，从来没有放下怀乡怀旧的情结，哀叹人事变迁与隔膜。李今则从海派作家的日常生活意识和俗人意识出发，发掘其创作背后的精神特质，她认为穆时英更多地接受了弗洛伊德学说中“依据生物本能来说明人的行为”这一倾向，《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一文便是例证，穆时英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探索人类的真相作为自己的使命，而人类的真相，在他们看来，即是毫无神圣感（或者说没有被赋予一种神圣感），脱离不了lsquo;财色rsquo;的俗人。”另外，张勇在《逃离与奔向——穆时英小说的审美主体自画像》中从城市对穆时英的影响入手，分析其矛盾的态度。城市与他而言是吸引与排斥并存，因为“都市文明令人艳慕 ,然而都市生活又滋生出飘零感（《莲花落》）、厌倦感（《黑牡丹》）、孤独感（《父亲》）、没落感（《烟》）”。这种传统和现代难以调和的冲突，恰恰是作者在新旧价值观碰撞下传达出的模糊和虚无。之后李洪华在《论穆时英小说创作中的“孤独”书写》中围绕穆时英小说创作中的“孤独”主题展开了分析，认为穆的小说主人公在“家”“情”方面均是缺失的。闻兵的《论穆时英小说中的现代意识》也从都市人的孤寂、异化和虚无等方面点出都市生活的荒诞感。这些研究从人物形象、文化心理、矛盾差异等方面对穆时英小说中的主题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