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武汉市基层单位整风反右运动研究文献综述

 2022-09-04 09:09

1950年代武汉市基层单位整风反右研究

摘要：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国际社会中掀起了反共反社的热潮，恰逢中国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新矛盾，以怎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国内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武汉市作为中南部的行政中心，响应中央号召，理所应当地走在了整风前列。随着时代对档案文案的开放，使武汉的整风反右运动研究成为可能。

关键词：反右整风运动；阶级斗争；大鸣大放；基层单位

一、文献综述

反右研究在反右斗争当中应运而生，早在1957、1958年便已经出现大量的反右资料，如著作、文章等等，在大鸣大放的口号之下频繁出现社会各界人士关于社会建设的新方向、新观点，与此同时，大量的反右文章刊载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刊物上。然而，在紧接着的二十余年里，反右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淡化，甚至空白，只在台湾以及西方研究中略有出现。1959年查尔默斯·约翰逊著的《中国共产党对知识阶级的政策》、1960年美国学者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著的《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960年陈锡恩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66年《展望》杂志编写的《鸣放回忆》等，但始终未能有一个完整的反右论述。中国最先开放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始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后反右研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 整风反右研究现状概述
  2. 关于反右派斗争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不少学术论著，国内研究如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地的《1957：大转弯之谜 整风反右实录》、陈雪薇的《历史的启示 十年 1957至1966 建设史研究》、陈大斌的《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于风政的《改造：1949一1957年的知识分子》等，国外研究如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一1965)》、纳拉纳拉扬·达斯的《中国的反右运动》等。
  3. 在反右运动研究中，根据史料的整理和当事人的记忆出现了很多反右回忆录与个人传记，如汪国训的《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贯穿了一条基本主线，就是毛泽东恩赐有限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观点，仍具有反封建专制参与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则是反封建专制残余的主力军，他发动反击右派运动，实际上是收回有限民主、自由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为个人专制独裁扫清了障碍，陈情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角色。[1]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知青日记书信选编委员会编写的《知青日记选编》、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李立三的《回忆与研究》等都对当时的斗争提供了参考，如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由上而下，描述整风反右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注重揭示中共高层在“反右派事件”前后的态度和策略，同时也将当年被愚弄和折磨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和心态一一呈现。[2]史料研究整理主要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的《人民日报回忆录 1948-1988》等。
  4. 根据对史料的解读，以整风反右为主题出现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胡连生的《“反右斗争”新析》，对反右斗争的动机、方法、理论和后果加以阐述彻底反右的必要性，再如赵社民的《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和教训》和《反右派运动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伍小涛的《1957年反右运动原因探析》和《国内反右运动研究述评》、沈志华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上、中、下)——谈谈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和《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的》、李友刚的《浅论反右运动——兼与胡连生同志商榷》、梁玉泉的《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刘军的《施蛰存在反右运动中》和《施蛰存在“反右”与“文革”中》、胡新民的《1957年反右不存在“引蛇出洞”》等，都对整风反右运动的原因、过程、研究概况等各项方面进行阐释。
  5. 对于基层的反右派斗争，从社会的不同领域也出现了不少相应的研究成果。例如李若建的《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谷彦梅的《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李秋生的《河北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肃反问题考察》、吴帆的《底层的理性与人民公社的兴起及维持——基于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档案的研究（1957-1964）》、浦玉生的《盐城地区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孔雷的《一九五七年基层整风运动研究——以浙江省物资局和江苏省苏州茶厂为例》、谢敬的《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研究》、徐迟、丁乐静的《近墨何如学近朱:从“一般整风”到交心运动——以镇江民盟为个案的讨论》、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编写的《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中共沙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沙县党史资料：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专辑》等。
  6. 整风反右研究内容的分化：
  7. 整风与反右的联系性问题：对于整风与反右的关系一般存在两大观点，一是毛泽东的“阴谋论”，即毛泽东借助整风，打着大鸣大放的口号，借以使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逐渐暴露从而达成清扫的目的。这主要是华人学者的观点，如如吴祖光的《从“19 57”年说起》、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胡平的《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等，李慎之是支持毛泽东“阴谋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右，反右运动的开展无法脱离整风运动而存在，“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hellip;hellip;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页)。[3]李慎之认为这是毛泽东进击右派的典型言论。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这样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李慎之认为这又给毛泽东的阴谋论提供了一个佐证，然而不论是阴谋还是阳谋，反右都是毛泽东蓄意为之。二是部分学者认为整风与反右并无内在实质联系，这一观点主要受大陆学者推崇。胡新民认为整风的目的不在反右，毛泽东整风旨在克服同志之间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只是在大鸣大放之下出现了出乎预料的极端错误言行，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使由党内整风转向开展全社会的反右派斗争。[4]朱地认为整风运动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扩展这条民主之路 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活动。”[5]孙其明认为反右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整风鸣放过程中的极端化错误批评已经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不得不反右进行调整。[6]从整风到反右，根本性的转折在1957年5月中旬，但它既同整风前的情况有联系，更与整风后的事态发展有关。[7]这种观点在国内研究整风反右关系中被普遍接受。
  8. 整风反右研究对象问题：在整风反右研究中，多以会议资料以及人物回忆录为主，而文人在反右运动当中出于绝对劣势。汪国训的《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主要的右派记录对象为党派组织中的领导层和重要知识分子，如章乃器、罗隆基、梁漱溟、胡风等。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中也同样以党派知识分子作为记录对象，再者还有裴毅然的《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分子的陷落》描述到红色恐怖初露峥嵘，知识分子慑于群众运动压力，敢怒不敢言。更多的知识分子最初的狂热有所冷却，叹息中开始夹起尾巴，谨守明哲保身之道。[8]书中对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境遇详细记录。另外牛汉、邓九平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宣传教育处编的《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魏克，常宏的《右派现形记》等均如此。研究对象单一问题除了在著书中体现之外，在学术论文上也有存在，如商昌宝的《茅盾在“反右”运动中》，马勇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陈少明的《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邓加荣、田羽的《在反右风暴中的章乃器》，贾俊学的《文联旧档案:叶圣陶、俞平伯、孙伏园访问纪要》，李刚的《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丁胜如的《对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深刻反思——从lt;走向混沌gt;到lt;血色黄昏gt;》等。可见大多数的反右研究都存在在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对基层人民的研究甚少，这种对象的局限性也表明了反右研究的不彻底性。
  9. 整风反右研究地域不平衡性：①、政治地域：在已有的反右研究著作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研究区域多为政治中心所在地。反右派的高等学校研究大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北京地方大学，反右言论多刊载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及北京高校各大校刊上，而首都的反右形势极易受到领导高层左右，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如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作品选集《战斗的声音》、人民日报报史《1948-1988人民日报回忆录》、何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②地理地域，承袭上文可知，反右运动在地方性反右研究比较少，大多以河北、浙江、江苏、洛阳等邻近政治中心或者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如曹树基，李楠的《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孔雷的《一九五七年基层整风运动研究——以浙江省物资局和江苏省苏州茶厂为例》、谷彦梅的《1957年中小学“反右”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等。近年来在中部地区四川、重庆、湖南等反右研究慢慢兴起，如程曦敏的《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收”“放”变迁》论述了西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在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收”、“放”徘徊政策，处于政治两难境地、邓钧洪的《追记lt;新湖南报gt;的反右斗争》等，但是东中西部的反右研究比较之下，中西部研究相对滞后，成果尚不丰足。
  10. 武汉市整风反右研究的时代契机

1、档案馆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30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档案的开放是促进档案馆建设的一种手段，同时打破了档案的封闭状态，给予广大市民利用档案信息查找资料的权利，是民主扩大化、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对于研究者来说，档案为一手原始资料，借助档案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将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在1957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的二十余年里，对反右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是一片空白，在档案馆对外开放之后，档案查询日趋简易，成为地方性反右问题研究的强大支撑，也成为研究反右问题的重要契机。李若建认为讨论反右运动，特别是研究基层反右，必须明白右派分子的一些基本特征，至少要知道他们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可是时间经过了半个世纪，依然没有充足的资料能够回答这些问题，[9]而档案馆的开放正好提供大量相应的资料弥补资料缺陷。武汉市的反右研究主要参照涂天向、刘桂芳的《武汉市反右派运动始末》，文中记述了武汉市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概况，主要是在大鸣大放下社会各界对党的工作的批评与对中央文件、会议进行传达记录的过程。在反右运动当中，主要提及对反右分子的批判，主要也局限在知识分子中，对基层单位的反右情况有所提及，但是无详细解说。由于缺乏对武汉基层单位整风反右的学术专著，但这是反右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档案资料支持一起其他地方性的反右研究下，武汉基层单位的整风反右研究得到了可行性的契机。

2、地域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反右研究逐渐升温，但是其局限性颇大，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域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研究差距，政治中心研究多，一般省份研究匮乏，相对重要的知识分子研究比较多，基层研究贫乏；东部发达地区研究多，中西部研究少。在这样一个充满差距的地域性研究中，很难关注到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单位整风反右面貌，学术专著也比较少，但是整风反右是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无论缺了哪一部分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对基层整风反右运动的研究成为反右研究的一个热点。武汉市为湖北省会城市，是整风反右中是重要城市之一，然而这个地区的研究并不丰足，地域性的差异导致武汉的反右研究远远落后，拾起武汉反右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在湖北基层反右目前可见到的学术论文是吴毅、吴帆的《整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为例》，在这片文章中，他们对湖北省大冶矿山公社的档案进行发掘和整理，发现整风对干部群众思想具有强有力的塑造，由此推论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在汝信的《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当中》也对湖北的工人阶级有所介绍，但是武汉作为湖北的重要城市，它的研究并未成型，仍然有待发掘整理。

正是由于基层单位是现有的整风反右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样它也是整风反右中重要的一环，与人民群众最为接近，反应了基层人民对于整风反右最直接的思想、行动方向，所以对基层单位的整风反右研究成为重要的对象。在档案馆对外开放的时代契机下，反右档案资料的挖掘与整理在流程上逐渐简单化，武汉市作为湖北重要城市之一，其档案馆建设完备，整风反右资料详实，对基层的记录比较完备。在这样一个对武汉市基层单位反右研究有利的情况之下，进行对其的研究，希望能够借助前人的研究著作以及档案的整理归纳，能够对武汉市基层单位中的整风反右有一个具体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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