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边缘知识分子的社会行动力——以董毅《北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1939-1943）文献综述

 2022-08-31 10:08

抗日战争与边缘知识分子的社会行动力

——以董毅《北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1939-1943）

摘要：马克思·韦伯对行动力进行了著名的责任伦理划分，葛兰西依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 两者对知识分子的行动力做了基础性的研究，Eddy U、姜涛、瞿骏等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但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高层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对边缘知识分子的行动力研究比较少，并且大多在清末到抗战初期，大学生团体缺乏重视。同时这批大学生也是当时社会中边缘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抗战时期，他们面临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社会行动力也是缺失的。

关键词：边缘知识分子； 社会； 行动力；抗战

一、文献综述

对于社会行动力研究，在德国在1917年到1919年的社会与政治变动中，马克思·韦伯做出了著名的“责任伦理”和“心志伦理”的划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以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 韦伯强调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的优先性，旨在说明在行动的时候，要以自身的责任为主，防止个人情感对自身行为造成的阻碍。这就是著名的“韦伯式命题”。在近代的中国，余英时从思想史的脉络下理解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社会亟变与激进主义两者相互激荡，致使激进主义不断抬头，保守主义不断被边缘化的著名论断。余英时的这一论断得到罗志田的接续。罗志田指出，民国以降，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伴随思想方面的新旧之争与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数量巨大的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与政治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强于其他许多社会群体。1910年代的文学革命与19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是边缘知识分子群体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途径。

其次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判定，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划定界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都认可这么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尽管具有不同的职业分工，但是他们都扮演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 据此，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定义本身就蕴含着社会行动力。葛兰西依据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将其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两种类型。在他看来，“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只靠发表公众舆论，而是应当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中，而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家”。另一位外国学者，Eddy U 一方面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全能主义国家政权通过扩大知识分子的组成来源，规训知识分子的社会行动力。 另一方面，Eddy U认为在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在高层政治斗争、地方组织以及个人行为等不同层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稼书考察了一位1940年代的工人作家余祖胜在抗战时期的思想和价值观，他认为余祖胜是葛兰西所定义的有机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

而后者则以被动跟随者的形象呈现。姜涛考察了1920年代涌入文坛的大批青年。作为从乡土社会脱嵌出的“多余的人”，他们在都市饱尝失学、失业等挫折，既不能自我安顿，又无法像新文化运动之后分化的另一批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社会改造的激进者一样走出书斋走入大众，实现“自下而上”的启蒙。瞿骏考察了清末民初传统知识精英之外的青年学生与地方读书人，揭示出他们在亟变时代里的进退失据，是一群被时代裹挟的“失语者”。邓军注意到原本具有精英知识分子烙印的世界语在1920年代受到大量“中等生”的追捧，其原因在于世界语为充满无法向上流动的恐惧与绝望的中等生提供了一个虚幻的“希望”。 在这些研究中，社会行动力缺失更多体现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生的身上。他们既不具备精英知识分子在既有政治与社会秩序内“进阶”的各类资本，又缺乏变革既有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行动魄力以及特定行业从业门槛的技能。身处校园与社会临界点上的“小”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形塑与身份认同均未成型，本就处于青春期的迷惘与困顿阶段。1939年4月8日，辅仁大学国文系学生董毅至许久未见的中学同学家中玩。几位昔日好友均升入理工科专业就读，使董毅心生迷惘。“据祖武谈他入的是土木工程系，光宇入的是建筑系，前者范围较大，工程类如高桥，铁路，大桥等皆可以造，光宇则只可造房，且多关于美术方面，我前途如何？茫茫不可想！太无味，无何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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