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我的毕业设计将以苏州刺绣为拍摄主体，以纪录短片的拍摄形式，创作《指尖上的传承》作品。《指尖上的传承》纪录片以苏绣文化作为叙事切入点，以非遗传承人汤晓红老师作为叙事线络。展示苏州悠久文化底蕴、苏州刺绣的独特风格，体现出大运河给沿岸城市手工艺的发展促进作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了解刺绣文化，研究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博采八方精华，辛勤探索与不断创新，使我们的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彩。从苏州刺绣的一针一线的形成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非遗的保护人、传承人汤晓红老师是非遗纪录片的主人公,也是叙事者。
纪录片天生具备讲故事的特性。希拉·科伦·伯纳德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书中说到：“纪录片是文化传播和价值观传递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拍摄现实生活中的影像并经过人为加工，纪录片将真实的人物、空间、事件等事实信息呈现在观众面前，将他们带进新的世界之中，让他们获得全新的体验。” [1]胡晓梅在《从lt;我在故宫修文物gt;看纪录片的中国叙事策略》中提到：“《我在故宫修文物》之所以能够受到年轻受众喜欢，很大程度上与它的叙事真实有关系。文物修复是个重大且专业的话题，对于非专业观众而言，有时还不免枯燥乏味。但是纪录片把叙事重心放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身上，在描述他们的工作状况之外也关注他们的内心挣扎，捕捉他们的常人情怀，呈现他们特殊工作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比，让中国故事充满活力与生趣，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2]《我在故宫修文物》穿梭于修复文化的古与修复技艺的今之间，着力呈现了贯穿古今的匠人精神，使叙事变得厚重而宽广从，而提升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
纪录片所呈现出的影像应是真实的、生活情绪化的。唐纪奎在《论纪录片心绪呈现的影像表达》文章中说到：“纪录片视点发生转变，仰视变为俯看，以表现普通小人物为主的纪录片开始不断涌现，百姓故事成为潮流，纪实美学也随之兴起。” [3]《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聚焦国宝级文物的修复工作，但在对修复大师们的描摹中，却处处充满生活场景，弥漫着浓浓的常人情怀。文物修复工作严谨而紧张的基调，经由对修复师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而得到调和，从而使整个叙事有张有弛，趣味盎然。真实又符合人物心境的常人情怀正是打动观众所必需的。另一方面，纪录片讲述真实故事化的同时，应该赋予它不同的叙事策略。通过“故事化＋仪式化”的叙事结构，不仅能增加影片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能激发和强调社会文化的根本价值并引起共同的关注。Alan Rosenthal 在《Why Docudrama Fact－Fiction on Film and TV 》书中说:“纪录片以戏剧艺术方式呈现出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增强了自身的价值，吸引了观众，也因此获得更多被关注的机会。” [4]位俊达在《跨文化视角下微纪录片的传播—以lt;了不起的匠人gt;为例》文章中指出：“《了不起的匠人》制作组通过镜头语言，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具有神圣仪式感的制器故事。把影片的情节传化为一种具有情感内涵的lsquo;仪式过程rsquo;，这种具有情感关怀的实践行为，是最能体现人类实践特点与思维方式的行为表述。” [5]通过“仪式化”的叙事策略，不仅能增加影片的艺术性，而且能为人提供一种民族性甚至世界性的仪式体验，激发和强化观者对共同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唤起某种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创造更好的传播效果。
众所周知，纪录片的语言是奠定其基本格调的重要元素，一部好的纪录片一定需要好的解说词对其内容进行提炼和升华。央视纪录片《传承》主创团队通过“陌生化”的旁白解说词手法，给观众营造了一种奇特的视听体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意境，增强了观众对非遗的兴趣和对周围的世界的感受力。潘大圣、徐亚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传承与创新》文章中提到：“根据陌生化理论，观众容易对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纪录片来讲也是如此，观众易被新颖的用词和表达所吸引。因此，纪录片在解说词上需要充分运用原创性和新鲜感的语言，以新鲜语言破除壁垒，为观众带来新奇的视听体验，并从中获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知。好的语言可以让所有要表达的事物和思想感情真切传达到受众心中，调动其美妙的联想与想象，增强领会能力，让个体融入作品中，形成认同驱动，达成理解共识。” [6]在我的毕设作品《指尖上的传承》纪录片中，解说词会伴随着刺绣场景一同出现，对一些画面中受众所未知的专业知识和制作工艺进行必要的解释，以及苏州刺绣文化意义上的升华，运用文字语言解说的方式将无法拍摄到的历史画面进行补充说明，延伸和深化了画面内涵，以细腻而丰富的艺术形式与受众沟通，去提升了整部纪录片的“质感”。
我们还应看的，解说词、同期音和音乐相辅相成，一起组成了纪录片的这部“交响乐”。何亚波在《谈纪录片中音乐元素的运用》文章中说到：“纪录片中的音乐分为客观音乐和主观音乐，同期音乐一般是客观音乐，主要指镜头画面内人物自身在特定情感支配下的自我表达的音乐。由于纪实拍摄件所带来的对现场的不可干涉与无法控制客观音乐也包括画面中环境音响中的音乐。” [7]在《舌尖上的中国》这一地域跨度较大的纪录片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在第一季《主食的故事》中，陕西绥德的老黄就操着一口方言，沿街叫卖黄馍馍，展现了浓浓的陕西地域特色，与黄馍馍这一陕西特色主食相呼应，体现了纪录片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此外，吕萌、左靖在《当代广播电视概论》书中说到：“音响指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声音，指的是被报道的人物、事物所处环境中发出的各种声音。” [8]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开始的时候，最先进入观众视线的不是画面，而是各种机器和工具发出的噪声。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电视声音效果，视频声音大多会经过减噪处理，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则大量保留了修复师在工作时的各种声音，钟表修复的声音、向古字画洒水的声音等。这些声音真实还原了故宫修复师的工作环境，将现场的气氛、人物的情绪直接传达给观众，增强了纪录片的感染力。正如周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纪录片的传播内容导向》文章中指出：“纪录片是一种视听文化产品，同期声作为其主要组成元素，以现场声效与人物同期声为主，构成了纪录片的主体内容。” [9]在毕设作品《指尖上的传承》纪录片中，将用同期声和解说词作为声音语言，以叙述代替说教，真实感与现场感更强。
画面的呈现是所有影像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带给人们视觉上最直观的感受。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在第三季第八集拍摄了法国刺绣，与《指尖上的传承》题材相似，能作为画面、灯光、拍摄手法的参考。这集只有15分钟的片子里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辅之以柔美的灯光和唯美的构图，片中解说叙事的“燃”和影像画面的“超颜值”让人记忆深刻，文字叙述自如转折流畅，文辞优美、活泼明快、充满活力。从而为受众呈现了一场细腻而又温情的视觉盛宴，在表现人物的情绪中，营造氛围，以增强和加重对人本身及情感的关注力度。贾潇晓在《略析lt;我在故宫修文物gt;的艺术风格》[10]中指出：“在《我在故宫修文物》聚集的画面、理念、剪辑、叙事都遵循央视纪录片的一贯制作标准，以最贴合生活的修复工作者为切入点，配合简单的采访，帮助观众了解文化修复的手法和复杂工艺。同时寓教于乐，与《舌尖上的中国》相似。”
留白思想是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影视艺术更应适当吸收传统美学中的留白思想。不止是画面的留白，也可以有语言、情感等方面，让观众有发挥想象的空间。针对2013年贾樟柯执导的电影《天注定》，马可·奥尔森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贾樟柯在〈天注定〉里获得了真实》一文中指出：“导演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以传统的叙述方式拷问了在中国不断增长的腐败和暴力。” [11]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表面上是现实生活的记录，实则还隐藏着更深的意蕴，诗意地表达了不断变迁的现实带给我们的体验，含蓄隽永，意味深长，与传统美学当中的留白思想相呼应。崔莹在《贾樟柯电影中的留白之美》中指出：“语言不能lsquo;言征实rsquo;lsquo;情直至rsquo;。描绘景物表达情感不能过于浅白直露，细致具体，不留空白，会削弱作品的审美张力。把握好lsquo;隐rsquo;与lsquo;显rsquo;的程度，使作品留有或浓或淡的余味，也给观众留下澄净的想象空间。” [12]在《指尖上的传承》中，运用一些空镜头或是利用镜头焦点虚化形成的模糊背景，这些画面虽然不是主体对象，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能将一种较为含蓄的美感置入电影中，展现出独特的情绪和感受。
在《指尖上的传承》纪录片中，多以意境画面、直观景物细节构成，摒弃肤浅纪实，长镜头和特写多镜头及同期声营造氛围，运用大量前景遮挡和虚实对比的手法，整体的色彩在前期的时候使用低饱和度的拍摄手法，用光影的变化或者斑驳的树影摇曳让人产生美感，让画面更加的淡雅富有意境；精细化的视听语言使纪录片不仅有人文关怀，更有视听形式的美学追求和探索，让纪录片的画面和声音有戏剧化和故事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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